[读写人(duxieren.com)文摘] [文章来源：公民1776]

　　8月书单
 一
8月1日，南京大学出版社：
孟晖《潘金莲的发型》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1月版
安德烈•高兹《致D》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4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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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8月4日，广州，余远环赠书：
余远环《冷落文字》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2年12月版
余远环《一个人的常识》沈阳出版社2005年12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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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8月5日，广州，花城出版社：
向继东主编《革命时代的私人记忆》花城出版社2010年1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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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8月6日，山东画报出版社快递：
安娜•西沃德•普鲁伊特《往日琐事》山东画报出版社2010年4月版
王朝彬《中国海疆炮台图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8年1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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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大社：
陈宁《风格练习》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8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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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林出版社：
以赛亚•伯林《苏联的心灵》译林出版社2010年7月版
尤里•德鲁日尼科夫《针尖上的天使》译林出版社2010年5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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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晓群送书：
俞晓群《这一代的书香》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年7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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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8月10日，山东画报：
陶方宣编《胡适的圈子》山东画报出版社2010年7月版
王以欣《寻找迷宫——神话•考古与米诺文明》山东画报出版社2010年7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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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通天下：
顾野生《朝圣》珠海出版社2010年7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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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
8月11日，贝贝特：
《温故十八》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5月版
张发财《一个都不正经》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7月版
陈丰编《给没有收信人的信：陈乐民文存》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7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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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
8月15日，三辉：
齐格蒙特•鲍曼《工作、消费、新穷人》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0年6月版
埃利克•奥森纳《水的未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0年6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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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
8月20日，东方出版社：
陈诚《陈诚回忆录——抗日战争》东方出版社2009年10月版
周永坤《公民权利》人民出版社2010年8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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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磨铁：
李牧童 光明顶《80后命运决定书》中国商业出版社2010年7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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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
8月23日，华文天下：
韩寒主编《独唱团》书海出版社2010年6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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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
8月24日，南国书香节，对我个人受用仅一句话，只有花城出版社部分书，广东人民出版社的新史学丛书，学而优书店卖场值得去采购。
全场八折，另有特价书，但多是垃圾，摆放得像垃圾，内容更是垃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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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苇岸《最后的浪漫主义者》花城出版社2009年10月版
高尔基《不合时宜的思想》花城出版社2010年6月版
卢梭《爱弥尔（上下卷）》商务印书馆2009年9月版
富永健一《日本的现代化与社会变迁》商务印书馆2004年11月版
赛巴斯提安•哈夫纳《一个德国人的故事：哈夫纳1914-1933回忆录》花城出版社2009年11月版
刘统《跨海之战：金门•海南•一江山》三联书店2010年1月版
任彦芳《焦裕禄深厚——我与兰考的悲喜剧》广东人民出版社2009年1月版
陈国钦 袁征《瞬逝的辉煌——岭南大学六十四年》广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12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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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
8月26日，傍晚回东莞。上海贝贝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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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斌《彼岸》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7月版
赵焰《在淮河边上讲中国历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8月版
南子《西域的美人时代》广西师范大学2010年7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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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
8月27日：
王鲁湘主持《中国的困惑》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8月版
曾子墨主持《社会能见度》江苏文艺出版社2010年8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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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三
8月30日，时代华语：
苏菲•玛索《说谎的女人》江苏文艺出版社2010年8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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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教育：
吴湉南《无锡国专与现代国学教育》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年5月版
李辉《笔墨碎片》安徽教育出版社2007年4月版
陈宝云《学术语国家：《史地学报》及其学人群研究》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年4月版
胡少卿《中国当代文学中的“性“叙事（1978—）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10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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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稿于10-0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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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es from Papercut website

位于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的Papercut是一家专营杂志、电影音乐书籍、DVD、唱片以及设计类杂货的书店。这里收藏的书和杂志都是限量版的，音乐和电影都是经典怀旧的，价格也比较合理。许多人都称papercut是他们喜欢斯德哥尔摩这个城市的原因之一。

书店info:

店名：Papercut
地址：Krukmakargatan 24-26 斯德哥尔摩
营业时间：周一-周五, 11.00 - 18.30；周六, 11.00 - 17.00；周日, 12.00 - 16.00
书店网址：http://www.papercutshop.se/
书店标签：杂志、唱片、DVD、设计创意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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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凰卫视《开卷八分钟》（2010-09-02)

梁文道：陈寅恪夫人家族跟台湾的渊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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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纾寒：当神学遇到政治

                          ——读马克·里拉《夭折的上帝：宗教、政治与现代西方》

    有些作者，一生会写许多书，其文字虽说不上包罗万象，但至少形态各异，显示了写作者的多才多艺，有容乃大；比如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雅克·巴尊；而有些作者，尽管同样创作丰沛，但其关注点和思想核心却始终
不变，那些持续的主题成为他们深度的见证，价值取向的折射和面向生活之再思；比如以赛亚·伯林、马克斯·韦伯、列奥·施特劳斯。马克·里拉无疑是属于后者，刚拿到《夭折的上帝》时，以为果真如作者所说这是一本“内心之书”； 及至对照前后著述，便发现事实远非如此。在马克·里拉的思想中有着某种一以贯之的东西——一种由立场确立起来的写作内在风格机制。

    作为一位自由主义捍卫者，马克·里拉一直关注反现代的思想渊源。早在第一部获得施特劳斯奖的政治哲学著作《维柯：反现代的创生》中，马克·里拉就注意到维柯思想的宗教背景。尽管已有不少学者写过维柯与传统思想的联系。但里拉却第一个以精密细微的考据无可辩驳地确证了维柯的宗教立场，并建立了自己的学术声誉。到了《当知识分子遇到政治》一书，尽管作者意在由社会现实入手考察知识分子的政治坠落，并跳出“理性”和“非理性”的循环；但马克.里拉却发现卡尔·施密特和本雅明的亲暴政源于同一种宗教激情，前者把自由主义者对和平安全的向往看作“意味着对上帝的反叛”，后者的马克思主义则与其神学关怀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知识分子因何而堕落？世俗与神圣的界限应设定在哪里？宗教与政治之间如何保持一种微妙的张力？或许在那时，里拉对神学政治的潜在思考便已萌生。

    在希腊和希伯来精神的交汇融合下，西方政治一直有着信仰的维度。君主与神意合而为一，国家与统治者合而为一，政治合法性有赖于对神圣秩序的理解。直到17世纪，欧洲思想才摆脱神学束缚，逐渐开始世俗化进程。马克·里拉认为，传统思想史把宗教和政治的“大分离”归结为科技进步不足采信。因为曾有前仆后继的神学思想家为调和基督教和新科学做出了努力，比如莱布尼兹的《神义论》。而真正导致政教分离的实际原因是：原始基督教没有一套应对现实政治的良性策略。两千年的宗教纷争已令教会积重难返。最终，提出激进改革方案的第一人是霍布斯，他那“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的原始状态充满了对宗教狂热的警惕，并以绝对君权剥夺了宗教对政治的掌控。其后的政治思想史沿着霍布斯的方向一路高歌。卢梭把上帝看作是人类道德良知的证明，康德则认为他者意志驱动的德性是对人性的侵犯，真正的道德应该来自于内心。两位伟大的启蒙思想家都消弭了原罪，用良知代替启示。马克·里拉认为：“在这层意义上，霍布斯的自由主义批评家们全都是霍布斯派哲学家。”现代政治伴随着宗教隐退逐渐确立起独立意识。

    《夭折的上帝》前半部分交代了政教分离的渊源，而后半部分则回归马克·里拉真正的主旨：如何让政治摆脱宗教末世论激情的影响？在传统政教体制下，“基督教会很快就违反基督的学说而希望得到对世俗生活的领导权。结果便发生了争夺在教会的教阶等级内部的首要地位的竞争，并开始了后来曾使欧洲在一千年期间陷于分裂的教会权力与世俗权利之间的斗争。”为避免这种局面，现代政治苦心孤诣地把宗教变成一种内心体验，企图让政治和宗教分离。但这并不能阻挡神学家的激情，狂热还是一点一滴地渗透表里。在德国：康德关于自由和自然的对立激发了青年一代更加执着的寻找此岸与彼岸的复合。借助“理性的狡计”，黑格尔把历史视作为神意化身。其后果早已为人熟知：“像这样的宣称，连同那些关于历史和国家之屠宰台的宣称，如今让任何最低程度了解20世纪之无意义的集体受难的读者都感到震惊。”

    不管马克·里拉就“大分离”过程和黑格尔哲学的阐述多么有待商榷（见《夭折的上帝》附录），甚至做了某些创造性发挥（在我看来他对霍布斯原始状态的论述便是如此）；他确实向我们呈现了宗教激情可能带来的主体背叛。在弥赛亚信仰、启示、末世论等宗教冲动中，“信徒发现自己被一种从神学层面上触发起来的激情所控制，要么焦急地为来世做准备，要么试图通过自己的行动加快那个来世。一些人相信那些当权派，把上帝的天使般的教皇或他的末代皇帝颂扬成人类总少不了的最后统治者；还有些人追随革命性的先知，这些先知敦促他们摧毁现行的邪恶秩序，或通过欣然接受罪行的方式来引发大动乱。”除了众所周知的本雅明，跌倒的信众还包括弗里德里希·戈伽顿和恩斯特·布洛赫，前者选择了纳粹，后者投向东德。他们都把救赎的可能性和现实政治联系起来，坚信自己的乌托邦只有通过“纪律、权威、中心计划、一个总方针和正统观念才能实现”。对救赎之神的偏爱，使宗教彻底走向反面。

    马克斯·韦伯在《学术与政治》中曾说：“为自己和他人追求灵魂得救的人，不应在政治这条道上求之，因为政治有着完全不同的任务，只能靠暴力来完成。政治的守护神，或者说魔鬼，同爱神、同教会所描绘的基督教的上帝之间，处于一种固有的紧张之中”。这番言简意赅的深刻概括是马克.里拉的启示录：驾驭政治需要理性，而任何狂躁激情的介入都会对此构成威胁。“爱向往的是善，但也会在无意间沦为恶的帮凶。因为爱会导致癫狂，引起一种难以控制的幸福的癫狂，无论这种爱是对一个人的爱还是对一个观念的爱。”如果说哲学家还要苦苦思考怎样与现实保持平衡，让理性控制哲学中的爱欲；那么宗教的解决办法则相对简单得多：退回个体内心世界，避免狂热的现实复合冲动。

    在这里，唯一的疑惑是：一种相对淡漠的“人工宗教”能否支撑起精神信仰？现代人的道德虚无怎样面对？在历史危机的豁口，谁能保证弥赛亚的精神不再度燃烧，如同星星之火？又焉知宗教的复合冲动不是理性压制的某种爆发？在听惯了尼采、克尔凯郭尔、海德格尔危机重重的现代性诊断之后，《夭折的上帝》呈现一种充满理性精神的正常声音，贯穿着美国实用主义的色彩。正如理查德·罗蒂那篇著名的文章《民主先于哲学》，在马克·里拉看来，一旦宗教与理性政治发生冲突，最先撤离的始终应该是宗教。毕竟，平庸的顺从好过超验的暴虐、
枯燥的理性强于疯狂的激情。某种程度上，生活在现代荒原上的人群比虚幻的 弥赛亚渴望者更需要勇气。

    和沃格林《没有约束的现代性》一样，马克·里拉把现代政治中的灾难环节归结为灵知主义；但和沃格林不同，他的灵知主义根源于非理性的爱欲。马克·里拉以此回应现代性对理性的指责，并重新思考“道德与激情”这一古老的二律背反。在文化相对主义、解构主义、犬儒主义盛行的美国学界，马克·里拉看到了理性的溃败：无底线的宽容和无节制的理性同样是一种危险。如果说以赛亚·伯林曾被一种理性的僭越和背叛困扰不已，那么马克·里拉的出发点则是对自由底线的无限焦虑。他深深明白：过度的自由主义将是一种倒退，其后果是把狼和羊混为一谈，把清晰明白的价值变成是非模糊的片段。在这个意义上，马克·里拉恰恰是伯林的继承者，而非反对者。他们的思想同是出于对某种启蒙遗产的修正和守护，并展现了智识在现实面前的思考和回应。

[美]马克·里拉 著：《夭折的上帝：宗教、政治与现代西方》，萧易 译，新星出版社，2010年2月，33.00元。

     
  【关于读品】 【捐助读品】

【读品】公益图书馆项目  正在筹集第一期（2009.2.14-2012.2.14）3年共50000RMB的经费，截止2010年5月30日，已经筹集12066.3RMB，累计支付图书馆10000元。余额2066.3元。欢迎一起来帮助这个项目成长，继续支持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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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一个时代的结束。音乐很快就会停止。”

事过境迁，美国前任财长汉克·保尔森回首金融危机尤自心有余悸，他在最新传记《峭壁边缘》中如此评点风雨飘摇中的华尔街：“在崩塌的保险公司巨头、奄奄一息的购物中心、濒临破产的银行和几乎破产的汽车公司之中，美国人民目睹着一个比一个软弱无力的机构，一个比一个步履蹒跚的机构。”

    诚然，在一个不受国会欢迎的、即将卸任的政府担任财长本属不易，岂料又加上如许凄风冷雨。不过，曾经拒绝财长职位的保尔森为了“有所作为”从华尔街来到华盛顿，金融危机的系列救援一举一动牵动世界神经，注定进入历史。

    烈火烹油多年的世界经济繁花不再，全球衰退钟声已经响起。几乎是在一瞬之间，旧日的舞会已经结束，过去的华尔街几乎沦陷。其实，早在音乐停止之前，时代已经不同了。世界金融系统前所未有地紧密连接，也因此无比脆弱；投资银行和对冲基金等机构日渐重要，但是对场外交易的监管却一直缺位乏力；因此，当危机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爆发蔓延时，昔日被奉为偶像的盎格鲁-美利坚式的资本主义便受到千夫所指。世界普遍将罪魁祸首归为美国，而这个阶段的美国财政部长，如同处于风暴的核心区域。

    面对危机，极端保守派往往认为这是经济周期的自然呈现，市场会自动出清调试，不断倒闭的金融机构正是这一过程的体现。不过，现实世界中经济运行与公共决策更为复杂，这一触底过程的漫长时间与痛苦成本并不是每个政府都能承受的，时间一长，所有人都会遭殃。

    况且加上金融机构近些年的彼此瓜葛，最终的结局必然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正是认识到这点，保尔森的市场直觉与果断行事使得他采取更为果断的注资、接管等手段。来自华尔街的保尔森深知金融机构如果要死亡，速度将会非常之快，也会波及其他机构。以拯救正在死亡的贝尔斯登为例，“如果贝尔斯登的问题只是它自身的问题，我们或许已经任由它灭亡。但我们知道，贝尔斯登的失败将让其他有类似麻烦的金融机构的命运也画上问号。” 于是，他的角色就变得复杂起来：一方面需要促使唯一可能的买家摩根大通董事会同意收购贝尔斯登，同时必须保证美联储利益或者纳税人权益，并且还得兼顾市场对底线的不断试探，正是一系列类似决议使得这部救赎史更为跌宕争议。

    在一个市场经济体之下，政府采取的干预措施通常情况下都难以有道德立足之地——不管是自由市场的拥趸者还是民粹主义的信徒，都会极力反对政府过分介入的救助。作为自由市场的追随者，保尔森以及其同侪并不是不清楚自己的做法的危险性，这属于被迫利用自己不信任的东西来拯救他一直信奉的东西。事后梳理，保尔森坚持认为当时已经别无选择，只能“临急抱佛脚，边做边弥补缺漏。别的办法都需要把方方面面考虑清楚，远水解不了近渴。”——甚至，如果什么都不做，这场危机会演变成大街小巷和普通公民的灾难。

    历史面前，我们即使能够猜中开始，也无法预知结局，更多时候甚至连如何开始也无从感知。聪明敏锐如保尔森，虽然早早注意到冲基金和私募股权基金之类的不受管制的资本品种的迅速膨胀以及CDS这类不受管制的场外衍生品的指数级增长，但也没有预料危机将在房贷领域爆发，也没有能够挽救雷曼于暴风骤雨。

    通常而言，人类的叙述也难保证记忆没有自我移植，但从本书风格来看，倒是与保尔森不习惯玩政治、直来直去的“飓风汉克”方式颇为一致，他一直坚持让别人称呼他为汉克、回电话速度超快、尤其喜欢面对面交流、偶尔在会议上情不自禁喧宾夺主。从不少细节来判断，本书内容在很大程度上值得信赖，遗憾之处或许在于关键细节有待完善。其中，也有不少出乎大众意料的花絮八卦。

    对于金融危机自诩独善其身的国人来说，保尔森的新书的意义不仅仅有关于中国的大篇幅亲切描述，最重要或许在于个中滋味的幽微迥异，算是对外界对理念与事实的无数质疑猜测有所交代。据说，保尔森离开财政部后，问到最多的基本问题是：经历危机是什么感觉？从中获得哪些教训能帮助我们今后避免类似的灾难发生？前者明显可以回忆录找到答案，后者则更为隐晦。事实上，整个金融危机台前幕后仍旧是一部利益博弈图谱，自信坚定如保尔森自许拯救美国人民与世界经济，也不得不面临政治的考虑，从党派的斗争到国会的否定与立法的约束都无法回避，甚至直到雷曼倒闭之后，财政部才获得国会准许往金融机构注入资金，甚至他抱怨直到今天，美国政府或监管者仍然没有足够的力量拯救一家非银行金融机构免于破产。

    换个角度来看，这也许正是资本主义制度的特性之一。即使保尔森看似如此理解市场与经济，但是他是否可以完全相信，毕竟个人无法保证永远正确；如果一个中国救市版本将会如何演绎？也许正如他在书中所言，资本主义在美国发展的历史一直寻求在追求利益的市场力量和出于共同利益对这些力量进行驾驭和规范的必要法律法规之间找到适当的平衡——这本来就是一个不断试错不断修复的过程。

    今天，金融危机看似已经被媒体置换为后危机时代，但金融系统的监管与政府对危机的应对仍旧面临缺失。也许正如保尔森所言，我们只有经历一场危机，才能完成一些艰巨的任务，危机的启示如上，革命显然仍旧未完成。

[美]亨利•保尔森 著：《峭壁边缘》，乔江涛 译，中信出版社，2010年4月，4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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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品】公益图书馆项目  正在筹集第一期（2009.2.14-2012.2.14）3年共50000RMB的经费，截止2010年5月30日，已经筹集12066.3RMB，累计支付图书馆10000元。余额2066.3元。欢迎一起来帮助这个项目成长，继续支持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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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十年前，印度电影《流浪者》中的主人公拉兹给一代中国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其曲折的命运也引发了人们的深入思考。今天，当围绕“富二代”“穷二代”的讨论日渐激烈、“蚁族”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时，我们是否依然需要追问：每一代人的命运可以通过奋斗得到提升和改变吗？如果不能改变，那是什么原因支配着人们难以挣脱？安妮特·拉鲁通过《不平等的童年》，以自然主义的深度访谈方法，向我们展示了在大洋彼岸的美国，不平等是怎样“再生产”的。

    当马克思揭示了“资本”自我增值的秘密之后，“再生产”的概念就在思想领域滋生蔓延。再生产必定是一个往复循环的过程，否则再生产就会丧失生命力。安妮特的核心问题在于：孩子们的童年所处环境的差异，如何再生产了他们的未来。围绕着差异，作者有两个对手：第一个对手是面对环境的差异，人们完全可以通过奋斗取得成功；第二个对手是虽然存在差异，但是这些差异相互交叉，无法明确地说人们之间的差别是阶级的分化，而且，相互之间的差异是渐进递变的，不存在质的区别。为了反驳这两个论断，安妮特经历了艰苦的案例选择、观察式深度访谈和比较分析。她将研究对象分为三个层级：中产阶级家庭、工人阶级家庭、贫困家庭。而划分的依据，则是通过收入、居住空间、父母的职业声望和受教育程度。

    米尔斯说，生活中的每个个体都会有自己的行动选择，但是更值得关注的是他们所嵌入其中的社会结构的力量，在这二者的互动关系中，生发的是社会学的想象力。安妮特这项研究的基本思路和研究基调可谓是对此想象力的一种再阐释。父母的所处的社会阶层机构和社会地位，决定了人们手中的资源、人际互动的关系，这些都成为他们的孩子们的文化资本，进而在家庭空间中了决定了对孩子们的教育安排，无论是在日常生活的组织、语言的训练与运用方面，还是家庭与教育机构的互动方面，都存在极其明显的差距，这些差距又以同样的结构化的方式，建构成孩子们在童年时对于生活、教育、人生体验的意义，进而构成了他们的认知和价值体认，并通过日常的点滴认同和内化，积淀成每个人的自我个体化的身心性情倾向，并且在日常交往互动、语言表达、行动判断等方面，养成一种布尔迪厄意义上的“惯习”，进而对未来形成了不同的发展轨迹。至此，我们会看到，从外在的社会结构所决定的父母的社会地位，到父母依据资源环境所做出的对孩子教育的行动选择，并建构起家庭内外的教育环境，进一步塑造孩子，前后形成了一个不平等的再生产的循环过程。

    布尔迪厄在其理论体系中，通过场域、社会资本、心性倾向和惯习等概念，建构了一个再生产的理论框架。而其中给人们留下最深刻印象的就是不同阶级、不同等级、不同社会地位的家庭的孩子们，在饮食、衣着、音乐爱好等生活世界的细微之处，所构成的差异，这些差异统合成不同数量和质量的文化资本，开辟了未来的生活的多元进路，虽然共享同一时空，但是却分布在社会空间的不同等级维度上。安妮特建基于布尔迪厄的理论基础上，对于在家庭内外的教育问题上，孩子们是如何被不同的文化资本所塑造，又是如何激活这些资本来争取自己的未来过程，作了详细的田野考察。

    当一个“不平等”的循环完成之后，我们基本可以把握那些支配着我们的外在的结构性力量是什么，以什么样的方式再生产我们的未来，一如我们身边的“穷二代”的形成，亦可追溯到城乡隔离、户籍差异、身份歧视、公民权利的缺失、弱势群体的社会地位、收入分配的失衡等一系列结构性因素，由并不遥远的历史而来，建构了第一代农民工的身份和生存境遇，又以“不平等”的再生产机制，从童年开始，建构新的“穷二代”，依然是穷，只不过已经二代。而一个社会是否在公平和正义中取得进步的标志之一，就恰恰体现在如何使其公民的权利得到保障和发展，使社会沿着公平的路经发展，而非不断地、无穷尽的、一代代的再生产“不平等”，直至社会的失衡和断裂。而这个问题的背后，就不仅仅是再生产的问题，而是怎样的社会流动机制，才能实现从父辈向子辈的代际流动，不仅仅在职业上，而且在收入、受教育程度、社会地位等各方面；不是一如既往的水平流动，不是愈演愈烈的贫富分化、向下流动，而是公平渐进的向上流动。要实现这种可能，需要考察的是如何打破“不平等的再生产”的循环机制，而阻碍社会流动的，恰恰是那些通过文凭、通过收入、通过民族、性别、地域、户籍、种族、健康证明等条件所实施的社会排斥政策。

    对于安妮特的研究，以上的学理求索稍微越界。但是，其研究中那些目前位居优势社会地位的父母，他们童年的生活环境是社会的底层，那么他们如何超越其社会地位的结构性支配，最终实现了向上流动，这恰恰是需要追问的。而如果不能解决这个问题，那么作者所探究的“不平等的再生产”就会失去有力的支持。要回答这个问题，安妮特所采用的研究方法就需要改变。在《不平等的童年》这本书中，她采用的是深度访谈的方法，无论其多么得谨慎抽样，无论其怎样得深度挖掘，其研究所采用的质性研究思路，能更有效的解释研究对象本身所能揭示的“不平等的童年”再生产的机制和过程，及其蕴含的丰富的理论内涵和考察这个问题所应采用的多元的分析视角，但是它们不能解释社会结构的再生产是否在我们现代社会依然保持其原有的不公平程度？这个程度可测量的范围幅度有多大？社会再生产和社会排斥如何联手实现了“社会结构”的再生产？这是质性研究的弱项。在我们当前的社会中，关于社会阶层分化也存在“断裂论”“中产阶级化”“阶层与结构再生产”“碎片化”四种相互争论的观点，每个观点都有自己的逻辑自洽和经验依据，至今理论界依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是，从安妮特的研究中可以发现，哪怕其所采用的样本家庭扩充到一百个，人们还是难以信服其结论，因为关于底层小人物通过努力奋斗成功的英雄传闻、楷模故事，无论在中国还是在美国，我们都能举出无数例子，因此，以案例研究的方式无法解决我们所生活的这个社会，究竟是“不平等的再生产”，还是人们可以通过个体的努力奋斗获得成功。这里的矛盾在于研究方法制约了研究结论的有效性。而通过定量的实证分析，通过严格的概率抽样和统计分析，抽离了诸多控制变量之后，或许能够揭示，社会结构是否在在历史变迁中实现了“不平等”的再生产，还是向公平正义的方向迈进。尽管对实证的骂名已经很是响亮，但是我们得诚实的对待不同方法的应用空间。

    安妮特的研究对作为其研究对象的那帮孩子们的未来，投注了追踪研究的设想。如果她能够实现那些孩子成年之后的追踪调查，那么她就有可能建构一个完整的“再生产不平等”的循环过程，但是如果那些孩子的未来没有被其现在的“再生产不平等”所言中，那么就是那些孩子的胜利。作为行动者，他们挣脱了既往的父母社会地位和不平等的社会结构对他们命运的支配和摆布，通过行动实现了社会地位的向上流动。而这，毕竟是他们个人的成功，但其背后能否折射出社会结构在社会流动机制上更加公正合理了呢？这仍然无法通过这些孩子的命运转折的得到答案。

    面对个体的奋斗，我们都会激励和鼓舞他们，但是在感情的意义丰沛之余，我们要追问的是，我们的社会结构是否提供了对所有人而言的公正的社会流动机制，我们不仅仅满足于哪一个“穷二代”经过艰苦的拼搏获得成功，我们向往的是曾经属于社会底层的那一代人的孩子们是否实现了社会地位的向上流动？如果没有，如何实现？在这些问题上，大洋彼岸的美国和当下的中国一样，难解，而又亟需解决。

[美]安妮特·拉鲁 著：《不平等的童年》，张旭 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1月，3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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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虚拟评论的写法和渊源，我们最为熟悉的应该是博尔赫斯。我曾经多次提到卡尔维诺对博尔赫斯的评价，他声称博尔赫斯发明了一种简洁的写作诗学，即是说为了写得短小，他假装想写的那本书已经由某个来自另一种语言和文化的无名作者完成，而他只需要描述、概括和评论那本假想中的书就可以了。据说博尔赫斯的这种以假乱真的写法迷惑住了很多评论家，他在《虚构集》中的篇章引述了众多书籍，这些书籍大都是古典文本，要么是知者寥寥，要么不为人知，要么根本就是杜撰出来的，真假难辨。但是他在文本层面上营造出的真实氛围让人疑无可疑。博尔赫斯经常开自己的玩笑，他认为有两个博尔赫斯，哪一个更真实他也不知道。在《我与博尔赫斯》的开篇部分，第一句是这样写下的：我不太喜欢博尔赫斯写下的东西，但我没有选择的余地。这老头儿，八十多岁双眼失明还不忘跟自己玩躲猫猫，你说你是喜欢他呢你是喜欢他呢你是喜欢他呢？

好像有点跑题了，本来谈的是比目鱼的《虚拟书评》，结果在博尔赫斯的巴别塔图书馆里绕了一圈，差点出不来。比目鱼也承认他的写作渊源就是来自《博尔赫斯文集·小说卷》，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1996年11月第一版，作者是阿根廷作家豪·路·博尔赫斯。现在这套书就放在我旁边，除了小说卷，还有文论自述卷和诗歌卷。我们所遭遇的经历几乎一模一样，这套书在阅读的过程中几经断裂，页与页之间已经分离脱落，现在回头翻都是小心翼翼，恐怕页数打乱了。这是对我的写作道路上影响深远的一套书，我手头上已经有了各种版本的博尔赫斯文集和选集，但是这套现在有些惨不忍睹的博尔赫斯文集仍然对我意义重大，一旦我的写作陷入了停滞，灵感顿失，心情烦躁时，我总能通过阅读它们安抚内心，抚慰灵魂。博尔赫斯让我意识到了文学的无限和浩远，更让我意识到可以用这种独特的方式写作，无关乎现实层面，最大程度地提升写作的形而上特性。

我如此郑重其事地铺垫博尔赫斯对比目鱼和我可谓不约而同的影响，只想说明这个问题，精神上的高度契合诱使我对比目鱼的这本《虚拟书评》中收录的篇章作出理性和感性的双重认同。作为一个书评作者，他所认同的不仅仅是所评论的书和作者，更是对一种新颖的书评写作方式的提倡。我从不认为书评写作就是书的附庸，虚拟书评的存在就是对这种观点最为有力反驳。当然，书评写作的独立性主要还是体现在书评作者对所评之书进行的对话、质疑、辩难乃至毫无保留地批判的声音中。当然，在书评写作之前，我们会首先进行阅读，这种阅读行为意味着读者意识和作者意识的结合，换句话说，阅读意味着我们要用作者的头脑来思考，力图再次亲身体验和思考别人已经体验过的经验和观念，全身心去拥抱、认同、赞扬所读之书。因为只有经过这个过程我们才能最大层面理解所读之书，借用批评家乔治·布莱在《批评意识》中的话说，只有全身心投入和认同的阅读过程才能分享作者和读者的共同财富，这些毫无保留的“颂扬总是充满着一种动人而准确的个人语气，仿佛批评家竟然如此颂扬他在别人身上发现的东西仅仅是因为他将其移入自己的思想中，并且在他自己的精神中又光荣地或深刻地体验了一次”，正是这种转移的慷慨，情感的认同，才造就了我们在写作评论时做到知己知彼，方能与其做到完全平等的对话和辩难。书评写作的阅读层面和写作层面紧密相关，任何一层面有所缺失，都会造成书评写作中的瑕疵和遗憾，书评写作的独立性和自主性自然也大打折扣。

比目鱼的《虚拟书评》中分开的两辑：前者是“虚拟书评”，后者是“作家和书”，两者之间泾渭分明。“虚拟书评”一辑中收录文字很多都在网络上流传甚广，比如《寻找村上春树》一文，惟妙惟肖，小说笔法，反讽语气，某些情节令人捧腹，但细细想来还有几分回味，颇有后现代的风格。这样的书评写作，借用了小说的写法，虚构成为了最大的看点，讲故事变成了书评的核心，一改平时书评写作那种沉闷的分析，枯燥的文风，喋喋不休自以为是的观点——本文即是这种书评写作的范例，可供读者对比和批判之用。要说这种小说笔法写评论的方式也不少见，除了博尔赫斯，埃科的小说《玫瑰的名字》、戏仿《洛丽塔》以及假冒编辑写给历史上众多名著的退稿信都极有这种虚拟书评的特色。稍微广义一些，那些被作家在小说中提及文学大师和名著都可以划为此列。比目鱼的这试验性的写作相比那些大师级的写手，虽然不算新鲜，却有很多独特的用心之处。比如在首篇《枪口下的十四篇小说》探讨的是被绑匪劫为人质的作家，在这种恐惧的压力之下如何写作的问题；《烂小说精读》探讨的是读一本烂书可能比阅读一本名著更能指导自己的写作；《风铃》的构思更为精妙，小说家以每年一卷的速度出版小说，每一卷都是相同的人物，但是每一卷的人物命运和情节各有不同，仿佛在暗示小说中的人物各有命运，离开了作家也会自然发展。这种写法与其说书评，倒不如说是小说，虚构成为了最大的真实。

可以对比一下书中收录的“作家与书”中文字，比目鱼写卡佛、写冯内古特、写陀思妥耶夫斯、伍尔夫和海明威，风格扎实稳健，更接近我们日常媒体中读到的中规中矩的书评，但是偶尔还会在其中穿插作家生活的描写片段，勾勒简单的故事情节，还原某些生活场景。这是一种根深蒂固的写作习惯，虚构成为了还原作家真实生活的手段。从这个意义上说，比目鱼的《虚拟书评》与其说是书评，倒不如说是一本充满奇思异想的小说集。   

思郁

2010-8-7书

虚拟书评，比目鱼著，上海书店出版社2010年7月第一版，定价：2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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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肖邦年，也是舒曼年，他们是同龄人。然而与病弱浪漫却光芒万丈的肖邦相比，疯狂的舒曼总显得有些晦暗。

                                                        不得已成了作曲家

罗伯特·舒曼的一生都在与痛苦纠缠，少有安宁之日。起先，他爱上了钢琴老师的女儿克拉拉，却遭到了这位父亲的坚决反对。两人冲破重重阻力好不容易结了婚，甜蜜却也不长久。舒曼的梦想是成为钢琴家，却因为练琴不当而弄伤了手指，这让他内心尤为受挫——成为作曲家，原本是不得已的选择。而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妻子在钢琴上的造诣日渐长进，很快就成为万众瞩目的明星钢琴家，尽管舒曼极爱克拉拉，但艺术家的嫉妒仍旧像蚂蚁一般咬噬他的灵魂。

有则逸事记载克拉拉在杜塞尔多夫的联票音乐会上演奏无伴奏作品，她的丈夫坐在钢琴背面离她不远处。一曲终了，她完全没有注意到观众的狂热和舞台上音乐家们的欣喜之情，因为她只看到丈夫冷冷地面无表情。她怯怯地问：“罗伯特，我弹得不好吗？”没有任何回答，她开始掉眼泪。这时整个大厅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

舒曼的钢琴作品大多为克拉拉而作，然而有些作品技巧之艰深，根本非人力所及，有人说，这是舒曼因为自己无法演奏、于是拼命折磨演奏者的补偿心理。他折磨的对象，正是自己的爱人。

事实上，在美丽天才的克拉拉的星光笼罩下，舒曼的天才很少受人重视。每次他夹着新手稿来到布海特科普夫和海台尔的音乐铺子时，店里的雇员们总是用肘捣捣对方，然后相视一笑。他们会告诉其他客人，舒曼是个失败的怪人，因为他的作品总是留在货架上占地方。

在德国电影《亲爱的克拉拉》中，舒曼夫妇带着一堆儿女离开汉堡去杜塞尔多夫定居。舒曼似乎有表达困难，甚至无法指挥当地乐团演奏自己的作品，最后只能由克拉拉出面，替丈夫打理一切。

舒曼在精神彻底崩溃之前已经显现出种种征兆。有一天他的医生和音乐家朋友来拜访，大家亲切地坐着交谈。正当对话进行时，舒曼突然一言不发地离开了房间。他们以为他会回来，可是过了许久他也没出现，于是卡拉拉开始四处寻找，结果哪里也找不到。他的朋友们立刻出门去找他，均无功而返。原来他穿着浴袍、光着脑袋离开了家，走到横跨莱茵河的桥上，一头冲进河水中想结束苦难。几个水手见状立刻跳进了小船，划到他后面将他拖了起来。

清醒的时候他还能作曲，有时候他会将家务事井井有条地记录下来，哪怕细枝末节也不落下；在他的笔记中，有这样一句话：“艺术家应该当心与社会失去联系，否则就会毁灭，像我一样。”

对于后世钦慕舒曼才华的读者来说，最残忍的片段莫过于舒曼最后一段日子中克拉拉的日记：

 [1854年2月10日]

整晚罗伯特耳中都响着一种可怕的声音，一分钟也无法入睡。起先是一个低音的持续，接着有另一个音不时插入。在白天这种情况会好转。第二晚还是很糟，接下来的几天也一样。他只有在清早才能享受两个小时的安宁，十点钟那声音又回来了。他忍受着极大的痛苦，他听到的每种声音都变成了音乐——一种用音色壮丽的乐器奏出的音乐，他说，比尘世中的任何音乐都要美妙。这令他筋疲力尽。医生说没有办法了。

[2月17日]

晚上罗伯特上床后不久，又爬起来写了一段旋律，他说是天使唱给他听的。然后他再度躺下，亢奋地盯着天花板说了一整晚。早上，天使们变形成了魔鬼，唱着可怖的音乐，告诉他他是个罪人，准备将他投进地狱。他变得歇斯底里，痛苦地尖叫，好像它们像虎狼般用利爪捉住了他。

读来让人心疼。心疼疯狂的天才，也心疼不离不弃的克拉拉。

最著名的三角恋

要说西方音乐史上最著名的三角恋，一定是舒曼夫妇与勃拉姆斯。

勃拉姆斯在音乐史上与巴赫、贝多芬并称“三B”，地位远远高过舒曼，然而最早发现他才华的伯乐，正是舒曼夫妇。勃拉姆斯本来是个落魄青年，在汉堡的肮脏小客栈里为喝得烂醉的水手和流莺弹钢琴取乐，后来小提琴家约阿希姆把他介绍给了好友舒曼夫妇。

在杜塞尔多夫，舒曼夫妇为勃拉姆斯的才华所倾倒，他们收留了居无定所的勃拉姆斯，舒曼甚至为音乐杂志撰文力荐勃拉姆斯，让音乐世界知道这位年轻的天才。勃拉姆斯对舒曼夫妇充满感激和敬仰，他会带孩子们玩耍，在舒曼病重期间服侍左右，直到舒曼逝世。然而，从敲开舒曼家门的那一刻起，他心中最重要的人，那个女神，始终是大他十四岁的师母克拉拉。

克拉拉的优雅，克拉拉的教养，克拉拉的才华，克拉拉的忠贞，她的一切，哪怕是蓬头垢面给孩子洗尿布，在乡下小子勃拉姆斯心目中都是完美的。他给克拉拉写了那么多封情书，却一封也没寄出去。内心纠结的他只能用音乐向克拉拉致意——“我最美好的旋律都来自克拉拉”。

舒曼在精神病院备受折磨时，勃拉姆斯每日探视，回家向克拉拉汇报舒曼的病况，在克拉拉最痛苦的时候，二人相濡以沫。舒曼去世后，二人本有机会结合，勃拉姆斯却终于没有跨出那一步，而是选择了离开。他终身未娶。

很多人说勃拉姆斯不娶的原因是克拉拉，我却倾向于瑞士记者约瑟夫·维克多·维德曼的记录：

一天清晨我们沿着河岸漫步，不知怎么的就谈到了女人和家庭。勃拉姆斯说：“我错过了机会。当时我很渴望家庭，但又没法为一个妻子提供那些我觉得重要的东西。”于是我问他是否对靠艺术养活妻儿没有信心，他回答：“不，我不是那个意思。但当我想结婚的时候，我的音乐要么招人厌恶，要么受到冷遇。现在，我已经能够承受了，因为我知道它的价值，有一天人们会发现的。当经历了那种失败后，我孤零零地走进房间时，当然不会高兴。相反，如果在这种时刻我还必须面对妻子焦急的、询问的目光，最后来上一句‘又失败了’，我肯定会受不了的！因为就算一个女人爱上艺术家，成为他的妻子，就算她全心全意地相信她的丈夫，但她永远也不会有他心里那种对成功的确定把握。而且，如果她想安慰我……一个妻子怜悯一事无成的丈夫……呃！至少我实在没法想象那是怎样的景象。”

勃拉姆斯激动地说着，断断续续，看起来既愤慨又不屑，我实在想不出该如何回应……

“这已经是最好的情况了，”勃拉姆斯突然加了一句，接着脸上就有了一种安静的满足的表情。

勃拉姆斯宁愿选择独身，也不愿要女人的怜悯，一想到若是心爱的克拉拉怜悯他，肯定更煎熬。

克拉拉去世时，勃拉姆斯在维也纳收到了一封唁电，通知他葬礼将在靠近波恩的恩德尼希举行，克拉拉将被葬在丈夫身边。他立刻动身去法兰克福转车，而在法兰克福火车站一个愚蠢的乘务员给他指了相反的方向。最终他没能及时赶到恩德尼希参加葬礼。懊恼和气愤一齐袭上心头，这个从来没生过一天病的人，第二天竟认不出镜子中的自己。他在一夜之间得了黄疸病。

for <Nobles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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闪读｜1023

《汉语句群》，吴为章田小琳著。大于句子的语言片段被称之为“句群”，未读这一语文专题研究前，一直以为它应该是段落研究，其实不是。句群也被称为“语法的最大单位”，其意义在于，它可以帮助我们在语文中制约和解释修辞，它是一个人说话的最小话语单位……将句群这码子事儿写成一个侦探短篇是我的构想，等我退休后，这事就可以变成真的。

《空虚双城记》，上海书评第13辑，上海书评编辑部编。编者选P262乔纳森同题文章做书名，暗含嘉许。乔师短文介绍戈奥夫-戴厄的小说《杰夫在威尼斯，死在瓦拉纳西》，在乔师解剖刀下，这部名称诡异私小说被挑剔玲珑剔透，无比哲学。“戴厄笔下的人物，都缺乏意志。这些人物只有念头，却没有实践念头的勇气。这一群失败主义者习惯用对现实的讥诮来掩饰自己行动的无力。他们是真实的，也是空虚的，反过来说，他们是空虚的，也是真实的。”“对戴厄这部小说的评价是好是坏，恐怕取决于你更看重空虚的部分，还是更看重更真实的部分”……前面这段文字出现在乔师短文收尾处（P264）。我从这段真实与空虚的解剖里想到的是某星座……对对对，就是双鱼。

《小狗看世界》，马尔科姆-格拉德威尔著。会讲课的老师会举例，会写书的作者会讲故事。格拉维尔德就是个会讲故事的作者，读他的书我常想，这世界上还有他不知道的吗？每人每天都在像等一个礼物那样等待一个故事，人生的不同是，有人每天收到好多礼物，有人一辈子一份礼物也没收到。

《书信用语词典》，蒋竹荪主编。蒋序含蓄热忱，温婉节制中，对当下粗鄙文化的哂笑宽容地尖锐着。熟词“请柬”沿用至今，可收到它，谁还会回个“谢柬”？礼尚往来已被俭省为有来无往乃至奋不顾身的非礼……那个曾经的礼仪之邦雪藏在这本小小辞典里，敬着，谢着，年安多福，晨祺百益。  

《张爱玲一百句》，刘锋杰解读。张爱玲作品妙语连珠，传播至今，她很容易就被传播成了个语录作家。 说一个人会说话话说得通透睿智这句话最不稳妥处是，似乎一个人只是穿了件好看的衣服而其身材或许乏善可陈。事实正好相反。一个人总能把话说得通透睿智是因为他思维通透睿智，就像张曼玉在花样年华里穿旗袍，那旗袍和苏丽珍是互补互益是相得益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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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凰卫视《开卷八分钟》（2010-09-01)

梁文道：谁来照顾菲佣自己的小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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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5年秋，以赛亚·伯林以英国外交部官员的身份访问苏联。在莫斯科和圣彼得堡两地，他与两位声名卓著的天才诗人帕斯捷尔纳克及阿玛赫托娃有过一系列的私人会见。1956年，他再度访苏，在有限的四个星期里，尽可能地从各个角度捕捉斯大林去世后苏联社会发生的并不显著的变化。这一系列访苏回忆文章以及递交给当时英国外交部的书面报告，在他逝世后被亨利·哈代编纂成集，这就是《苏联的心灵：共产主义之下俄国的文化》一书。

    作为犹太人的伯林和俄国素有渊源。他生于沙俄治下拉脱维亚的里加城，幼年曾在彼得格勒目睹推翻沙皇统治的二月革命。尽管他十几岁即随家迁往英国，但俄国的成长经历和自幼对俄国文学的熟谙，使他怀有颇深的俄国情结。他的名著《俄国思想家》，是研究十九世纪俄国知识分子精神史的经典之作。他对苏俄知识阶层更是兴趣不减，铁幕后知识分子的生存状态，成为他一生中持续关注的重要问题。

    作为“知识分子”一词的发源地的俄国，其知识分子所经受的苦难，在世界史上是数一数二的。在沙皇时代，他们是一群民粹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因其对自身贵族血统的完全背叛，使他们遭受鞭笞、流放和杀戮的命运。在20世纪30年代斯大林统治的极端时期，知识分子的生存或死亡几乎完全取决于统治者随意的个人好恶，且不说自由言论，就连保持沉默都成为不可企及的奢侈。因此，与当时自杀或被害的知识分子马雅可夫斯基、茨维塔耶娃、曼德尔施塔姆等人相比，伯林会见的诗人帕斯捷尔纳克和阿玛赫托娃显然是幸运的少数派。不过，虽然暂时得以保全，却几乎是仅以身免，创作生命被人为扼杀，与国外彻底隔绝，终日生活在不能决定自己命运的战战兢兢和莫名恐慌之中。

    来自另一个世界的伯林，对他们而言，无疑是了解铁幕之外一切的最佳窗口，伯林也借着他们来生动直观地体察苏联知识分子的心灵和命运。他发现，像帕斯捷尔纳克和阿玛赫托娃这样的知识分子，虽然历尽苦难，却仍然保持着灵魂上的自主性和独立性，甚至对社会仍有所批判，如阿玛赫托娃，虽然家破人亡，却从未对斯大林的极权统治有丝毫赞颂之语；帕斯捷尔纳克更是对伯林说，“俄国就像是一艘奴隶船，党员就是监工”，俄国所有的一切都让人厌恶，像一个猪圈，令人作呕。他们仍在隐秘中进行创作，期待有一天自己的作品可以重新面世。他们还相信自身的历史意义，笃信自己承担着重大历史使命。最重要的是，他们对脚下的土地有着水乳交融般的情感，无论何种统治，都可以暂时忍受与沉默，不会背离祖国。这种与俄罗斯民族荣辱与共的情绪与赫塔·米勒的“哪里有齐奥赛斯库，哪里就是异乡”相去甚远，让伯林颇为震惊。

    伯林对这些苏俄知识分子的态度，其中既有仰慕又有同情的成分。正因同情，使得他不仅仅停留于对苏联知识分子的印象描述，而是进一步分析摆布、迫害、禁锢这些知识分子的极权主义文化。就宏观方面而言，这种极权主义文化无疑和意欲解决我们是谁、我们该怎么办、我们应由谁统治等问题的一元论大行其道有关，就实际层面而言，伯林将其归结为斯大林个人高超的统治权术。此种统治权术被他称为“人为的辩证法”，表面看来是为了解决革命过后党员、知识分子和民众的过分狂热或激情消退的问题，深层原因是为了维护个人或集团的专制统治。

    以二战时期为例，当1941年国家体制看上去还算平稳的时代，人们被允许自由表达爱国主义情感，知识分子被允许有限地自由创作，以纾缓前些年大清洗的普遍禁锢和压抑。当二战胜利，国际威胁减轻，苏军回国带回自由文化的时候，当局则又开始紧张，重新灌输意识形态学说，强迫知识分子屈服，对全体民众实行再教育。在需要斗争的时候，此种统治术表现为，敌人势力强大时，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待取得胜利之后，再对统一战线内的异己进行瓦解击破———当然，这里所谓的异己，在国内已经不存在敌对政治势力的情况下，只能是广大知识分子。伯林认为，斯大林对此种手段的娴熟使用，导致国内政策变动不居，将知识分子搞得疲于应对，无法揣摩，不知所措。最主要的是，他的统治亦会因此变得铁桶般稳固，即使斯大林去世，还有可能出现更多的斯大林，只要精于此道，极权主义的巨轮便可安然无恙地行驶下去。

    因此，很难说伯林的态度是乐观还是悲观的。他一方面对俄罗斯知识分子有信心，认为他们的精神不死，一方面又对束缚他们的斯大林式统治术的威力感到忧虑。此种忧虑，虽然被1990年的冷战结束大大冲淡，但是渊博而睿智的伯林可能不会不注意到，在世界上还有其他地方和俄国的情况绝相类似。在那里，知识分子经受的苦难甚至比俄国还深重，虽然也已走出，但是元气还远未恢复，仍然存在着虽然微弱却不容忽视的变相“人为辩证法”的阴影。

    遗憾的是，因为存在着语言隔阂、文化隔阂、地域差异以及缺乏亲身经历，伯林不会选择这些地方为著述对象。另一种可能是，这些地方没有像俄国那样，涌现出为数众多的具有世界影响的大知识分子，这些地方的压制也是青出于蓝，更为“巧妙”。不过，就历史惊人的相似性和普遍性而言，由一斑可以窥全貌，《苏联的心灵》作为一部经典的历史文本，代表性已经足够了。

韩戍  《南方都市报》2010年 8月29日GB18版·南都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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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库1004》已经发出，请各位亲友注意查收——其实北京的同学昨天大多数应该都收到了。这些天邮寄过程中有什么问题，大家可随时与我们联系。

    前些天王搏老师给我发来一份材料，言及地处深山的四川省炉霍县旦都乡木鸟佛学院，这里有四十六名孤僧（因是孤儿，所以被寺院收养、出家），条件非常艰苦，缺衣少食。王搏老师见到他们的饮食，只有主食，是很少的糌粑，没有酥油，他们就用开水搅拌。他们从来吃不上蔬菜和肉食，因为这里的喇嘛三年前取消了杀生。
    我与王搏老师商议，为这些孤儿提供一些生活费，至少改善一下他们的饮食和穿着。王搏老师说，两万元，就可以满足这四十六个孩子一年的生活所需。
    今天（8月31日），王搏老师已经动身赶赴四川炉霍。那里地处偏僻，没有通讯，也很少有人懂汉语，所以只能委托他把钱带过去直接转交给寺院。事出紧急，我昨天先将两万元汇给王搏老师，再向大家募集。
    依照以前的做法，我已在读库网的“送来送去”里设了一个捐款处，请有余力的朋友前去看看（点击这里）。每份捐款的额度为五百元，我已解决了三千元（内含前些天豆瓣小组里想飞、西风同学为王搏老师义卖所得的三百元），所以再需三十四份即可。
    参加了地震灾区伤残儿童“一对一捐助”的同学，这次就不要出手啦。

截至今晨（9月1日），善款已筹齐，请大家不要再汇款啦。向各位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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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国内日益增多的译介查尔斯·蒂利的书，他的许多著作已被国内学界、知识界所熟知，并进入大众媒体的公共舆论讨论。国内日益增多的维权抗争运动，也成为国内学界关注的热点。美国加州大学柏克利分校政治科学教授欧博文(Kevin.J.O'Brien)曾动容的说，“我今天可以预言，抗争政治的这些研究议题，将会在未来五年或十年之间是西方学术界讨论的热门话题。”

    《抗争政治》由查尔斯·蒂利和西德尼·塔罗两位社会运动和抗争政治巨擘所写，是他们一生探索社会运动、民主化、民族主义和革命所整合的抗争政治理论，也是对2001年《斗争的动力》所做的更为详细的解释。

    查尔斯·蒂利的生平简介，已为国内所熟知，此处不再赘述。他终生的三大学术关怀，它们是集体行为的历史和动力，城市化的过程和民族国家的形成。蒂利2001年以来围绕抗争政治写了诸多著作，也是他多年研究抗争政治的厚积薄发，而且著作多是围绕民主化与去民主化的三大场域：公共政治、类属不平等和信任网络。他在《欧洲的抗争与民主：1650—2004》提到了他晚年的研究议题与他老师巴林顿·摩尔学术取向的渊源，摩尔的经典著作《民主与专制的社会起源》一向被视为民主和民主化领域的著作，而把它看作是革命理论的经典著作似乎更合适，他三个最有名的学生蒂利、斯考契波和戈德斯通，所研究的领域皆在抗争政治。蒂利在1975年的著作《从动员到革命》提出了“政体模型”和“动员模型”。2001年以后，他探讨抗争政治与政体类型的关系，恰是对“政体模型”和“动员模型”的扩展。

    蒂利从1964年的《旺代》到1986年的《法国人民抗争史》，他对法国抗争与政体的变化有持续的观察。由于蒂利试图验证有关法国集体行动变迁的诸多解释，因而他付出了许多时间、金钱与合作努力来收集大规模的、连续不断的关于抗争性事件的数据。许多编码人员、电脑操作员、程序设计员，以及数据分析员被分派任务从报纸、行政年鉴、公开出版的一系列政府报告和档案资料中选取可计量的数据，并对这些数据进行处理。由此，可以窥见他对法国抗争政治持续观察的投入。

    相对于蒂利，西德尼·塔罗可能国内比较陌生。他的代表作《运动中的力量》，国内已经翻译出版。此外，塔罗的政治机会结构定义和条件被社会运动研究界所普遍接受，他提出的西方“社会运动社会”、“抗议周期”也耳熟能详。

    抗争政治的解释框架有其广泛的适用性。它们的经验基础不仅来自欧洲，还扩展至拉美、东欧、中亚和俄罗斯，并纳入进了民主政体、非民主政体和国家能力高、低的四象限。蒂利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抗争政治工作坊，探讨过中国太平天国地方统治和中国版“特拉特洛尔科”事件，他的《社会运动：1768—2004》有一章专门探讨中国21年前的那个抗争事件，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出版时被删节。在美国密歇根大学获取政治学博士的裴宜理，也曾受到过蒂利的提携，后来成为研究中国抗争政治的著名学者，她和她的中国合作伙伴于建嵘运用抗争政治解释中国所发生的维权抗争运动，并在经验研究提出了“规则意识”。

    说起蒂利也跟中国颇有渊源。1989年5月的北京，正在召开中美学术交流会议，一位美国学者即席发表《历史家正在如何做，以及做什么》一文。这位面容瘦削却眼神锐利的学者提到，美国老派历史学家攻击新派历史学家一味借鉴心理学和人类学，以致失去了以精英政治为主题和叙述人类理性发展的优秀传统。不了解这位洋学者学术背景的中文读者多半无法领会上述意见。这位学者不是别人，正是以研究普罗阶级政治行动蜚声国际的查尔斯·蒂利。蒂利万万没想到，他演讲后不到一个月，上述演讲地点就发生了举世震惊的中国版“特拉特洛尔科”事件。

    早在1971年，过世多年的台湾中研院院士杨联升先生于《食货》月刊首度为文将蒂利推介给台湾读者。接着，香港学者梁作杰于1978年发表《晚清之政治腐败与社会骚乱：一个量化分析》一文于香港，内中言及他的研究路径是师法蒂利的政治过程论，同意国家能力高低与社会动乱多寡成反比，而比较看轻经济决定论和相对剥夺论这两点。然后，1990年台湾政治大学胡德三的硕士论文《Ted Gurr相对剥夺论和Charles Tilly资源动员论整合研究——清代太平天国、捻乱个案分析》，1991年台湾学者丁兴祥于其有关社会动乱一文中，亦提及提利的看法。

   回到中国现实，在1989年中国版“特拉特洛尔科”事件后，自由主义逐步边缘化，新保守主义(新权威主义)成为此后21年的主要思潮，并和中国式新、老左派、政治儒学、国家主义汇合，他们认为“中国社会太动荡，相互冲突的利益太多，穷人太多，农村人口太多，一旦民主而且应从民之所欲的政府将无法控制局面，因此民主化必得推迟进行”，他们还认为“即使中国真的出现民主转型，也巩固不了，因为它缺乏足够的文化的、制度的和公民文化等社会先决条件，稳定的组织和制度，以及庞大的中产阶级等等条件”。在中国政界、学界和知识界从来不乏各种各样反民主的民主遁词，先后出现过“党内民主”、“咨询型法治政体”、“合作主义国家模式”、“国家制度建设”、“一党立宪”、“增量民主”、“以民生消解民主”、“以法治化取代民主化”等。也不乏一厢情愿“自上而下”式的等待戈多、对“圣君贤相”的殷殷期待，更不乏孤注一掷模仿香港、新加坡模式的迷思。近年来，学界、知识界掀起了“列维·斯特劳斯”、“卡尔·斯密特”、“竹内好”新保守主义反民主政治哲学热潮，并流行于学院。1995年李泽厚、刘再复出版了《告别革命：回望二十世纪中国》，“告别革命论”辅一提出，立即受到国内知识分子的热烈追捧。因为它暗合20世纪90年代以来学界、知识界总体保守化、犬儒化的趋势。

    在国内知识界还有普遍的“文革”和八十年代的社会遗续，“求稳怕乱”几乎是主流社会不可言说的默契共识，担心人身和财产在社会政治变迁中遭受损失，恰是默契共识逻辑隐匿的遁词。不谙世事的学生和闭门造车的学者，常常视社会的集体行动为“暴民动乱”，视集体行动的参与者为“乌合之众”。蒂利认为，在民主和非民主的政体中，投身于抗争政治的大多数人都把他们自己的行动，看成是针对他们的利益、价值观或者认同受到威胁而做出的回应。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也视国内的社会运动为社会失范。在参加过加州大学柏克利分校和哥伦比亚大学学生运动的精英进入大学工作后，一改之前社会学家的态度，对集体行动给予肯定。

国内少见社会运动的发生，多数是集体行动和骚乱性集体行动。前者的发生机制主要是利益受损，比如农村征地、城市拆迁、环境污染；后者的发生机制主要是价值观和认同受到威胁，比如对社会正义的需求，重庆万州、安徽池州和贵州瓮安皆属骚乱性集体行动。在这两种集体行动之外，还有环保运动、地方文化保卫运动等新社会运动，比如厦门PX运动、广州番禺反垃圾焚烧、广州撑粤语运动等。

    国内通常少见持续性社会运动，一般发生过一次，第二次很难发生。“7·25”和“8·1”两次广州撑粤语运动却是个例外。蒂利和塔罗在《抗争政治》一书认为，如果一场社会运动受到政府当局的镇压和组织破坏，很难持续下去。除非，有坚固的社会运动基础，否则很难出现持续性社会运动。社会运动基础由一些运动组织、网络、参与者以及累积起来的文化人造品、记忆与传统组成，这些因素均有助于社会运动活动的开展。在撑粤语运动前，BBS、SNS、博客等有诸多“推普废粤”的讨论，7月21日，撑粤语运动的两名发起者董观莹和周颖仪在香港人网线上讨论区留下了移动电话和QQ等联系方式，进行社会动员，此举受到了媒体的关注，23日董观莹接受了RFA的采访。媒体的介入可以宣传他们是谁、宣传他们所提要求的本质所在，从而形成Klandermans所谓的“共识动员”。“7·25”第一次撑粤语运动，并未遭到政府压制和组织破坏，只是发起人写了保证书。“8·1”第二次撑粤语运动，广州警方逮捕了运动积极分子，拘留了新闻记者，遭到政府弹压。

    蒂利和塔罗的《抗争政治》第三章政权、剧目与机遇和第五章动员与遣散，窃以为对威权国家现实最有借鉴意义。在民主、非民主政体和国家能力高、低四象限，有不同的组合，不同的抗争形式。蒂利认为，强能力而不民主的政权体制以秘密反对派和短暂的对抗为其特色；弱能力而不民主的政权则成为世界上大多数内战的承受者。弱能力的民主政权集中了超乎其应承受的军事政变以及各种发生在诸语言、宗教或种族群体之间的斗争。强能力的民主政权则造就了世界上的大部分社会运动。蒂利在《民主》一书把中国归为强能力而不民主的政权体制，国内发生的集体行动和社会运动符合短暂对抗的特色，中小城市往往比大城市的抗争持续时间更长，原因在于大城市的压制力量密集，强度高；中小城市的压制力量松散，强度低。

    抗争与民主的关系是蒂利晚年最为关心的重要议题。民主化理论的过程论通常只给予自下而上大众抗争有限的关注，Schmitter、O’Donnell、Linz、Stepan等民主化巨擘关注的多是温和派精英和强硬派精英的策略互动。Przeworski认为，自由化是威权政体内部的分裂与公民社会自治性组织之间进行互动的一个结果。Collier认为，都市工人阶级的集体行动是民主化的推动力。Ulfelder认为，集体行动在一党制、个人统治和军人统治三种非民主政体，导致了政权崩溃。蒂利探讨的民主化与去民主化不同于上述学者，他整合了社会运动与民主化，并认为民主化是广泛性、平等性、协商以及保护的全面提升，也就是把信任网络融入公共政治、帮助把公共政治和类属不平等隔离、反对强制权力中心的自治，而这样的变化总是要通过抗争。

    动员是抗争政治中最为重要的过程。威权国家的动员结构不同于民主国家，威权国家没有完整的公民社会，正式社会组织难以起到动员的作用，通常由空间布局和社会网络发挥动员结构的作用，并呈现出自发性强、组织化程度差的特点。蒂利在《抗争的空间》一文，回应了空间布局在威权国家的社会动员，他将空间概念划分为：泛空间、情境空间和地域。他认为空间环境与社会运动动员之间关系的研究重点应该放在情境空间和地域两个层面，情境空间类似顾尔德对巴黎公社群众动员结构以及赵鼎新对北京校园空间环境的研究，地域则是城市广场等公共空间。

    地方性抗争如何转变为全国性抗争？在威权国家，只有地方性抗争转变为全国性抗争才能够发挥应有的挑战威权政体的作用，促进民主转型。蒂利在《抗争政治》一书认为，地方性抗争转变为全国性抗争，包含了传播、居间联系和仿效三种机制。向上规模转变通过两条路径实现，一条是直接传播路径，它通过一些个人和团体而形成，这些个人与团体此前已有的相互联系或彼此间的相似性构成了动员的基础。另一条则是中介传播路径，这是一条通过中间人将那些此前也许根本没有任何联系的人们联系起来的传播路径。

    蒂利的书为非民主政体向民主政体转型提供了政治过程的路径，民主化不仅是非民主政体的民主转型，它还要通过抗争防止去民主化。政治精英分裂提供了政治机会结构，大众动员产生了社会运动，两者相结合则可能出现一个政治自由化的开端。而这个国家与社会的互动过程，套用McAdam的话说，“民主制度源自群众斗争，动员群众并塑造群众斗争”。

[美]查尔斯·蒂利、西德尼·塔罗 著：《抗争政治》，李义中 译，中信出版社，2010年6月，2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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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是：自近代工业革命以来，西方牢固确立了其在经济、军事、政治等各领域对全球的主导权，而非西方国家除日本之外，迄今没有一个跻身发达工业国家行列。但与之相关的另一个事实是：谁也不知道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为何工业革命偏偏率先在欧洲（具体说是英国）发生，为何恰好是在那个年代，为何不是其他国家（例如中国）先获得成功？

    有一种说法认为，那是由于西方文明在制度和科技方面最适合孕育工业革命，这种永恒的积极性与东方的消极性相对应，因此几乎在几千年前古希腊时代的文化基因上就已经决定了工业革命只可能在西方爆发，而在东方则绝无可能自动演化出工业革命和现代科学。这在某种程度上倒也说得通，正如在相互隔绝的状况下，西方医学恐怕也没有可能自动演化出中医理论来，但这种观点很容易发展为一种西方中心主义，在现代西方学界看来，无论如何是令人遗憾和头脑简单的。与之相应的则是“加州学派”提出的一系列针锋相对的观点，认为东西方实际上直到1850年才出现“大分流”。

    杰克·戈德斯通本人就是加州学派的一员，他写这本书倒不是为了提供某个确定无疑的答案（这实际上也是不可能的），而不如说是了为了进一步激发开放的讨论和思考。重要的是回到那个尚未分流的年代去，重新考察一系列初始条件和东西方差异，以获得一个更清晰的认知。这种严谨但开放的态度是尤其重要的，因为这个问题恐怕再讨论几百年也不会有一个被所有人都接受的答案，现在不是下结论的时候。

    这个问题已困扰学界很久，甚至一度演变为政治问题和中国人的全民焦虑。所谓“李约瑟”难题和当年史学五朵金花之一的明清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归根结底都是同一个问题：“为什么不是中国？”曾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原本也有这样的萌芽，只不过被内外部因素所扼杀了，如今人们逐渐意识到，现代科技和工业革命没有在中国爆发其实倒是不奇怪的，奇怪的倒是欧洲居然发展出来了，因此更有意义的问题是“为什么是欧洲”。

引人注目的事件往往难以追索其原因。直到今天仍无人能解释为何是罗马这个山丘上的小村庄统一了地中海世界，而对罗马帝国衰亡的原因则更是众说纷纭，据统计有230种之多。在这类解释中，最能吸引人、但也经常是最有误导性的就是单一因素论——例如，有一种说法认为罗马帝国衰亡的真正原因是：罗马人喜欢洗澡而水流经铅制水管，结果导致慢性铅中毒，而这会影响人的神经系统。这可能是原因之一，但恐怕既不是起决定性的因素，也不是全部原因。

    原因之所以难以追索，是因为生活中的任何事件都是系统效应的结果，并非只有某个单独变量在起作用；而它在历史中又只能发生一次，你无法通过反复做实验的方法来确定其中哪个因素才是决定性的变量，其中最容易犯的一个错误是将发生在之前的事视为原因——就像原始人看到鸡鸣之后太阳升起，就以为正是鸡使得太阳升起。每个婴儿出生时长得都差不多，但过了十年二十年，人与人之间却可能演变出悬殊的差异，此时如果有人想解释这种差异，他也会找一系列原因：例如甲的成功是因为他很勤奋、智商高、父母给的学习环境好、甚至他家的风水好，或干脆就是因为他运气好，而乙则不具备这些；他甚至还可能断言：由于甲具备一些特殊的内在特质，乙永远也不可能超越他，乙如果想成功，只有全盘向甲学习才行。

    不难看出，这些推断与其说是科学研究，倒不如说反映了推论者自身的立场。认为他自身特质导致成功的“内归因”强调了甲的主动性，而认为他运气好才成功的“外归因”则倾向于贬低甲本身的才能。而且这类归纳往往引发一个令人困惑的效果：当乙拼命照着甲的成功经验来自我改造时，却发现自己无法复制甲的成功。在关于工业革命为何在欧洲而非中国兴起的争论中，这些观点和实践也是随处可见的。

    工业革命的发生当然有更复杂的系统效应，我们甚至不可能穷尽其所有因果链条，因为那需要多次重复那段历史，而这是我们永远不可能做到的。此外，不同的因素在不同的条件下还会发生复杂的反应，正如Arnold Wolfers所言：“国家就像台球，它们的行为并不决定于内部构造，而是决定于彼此间的作用力。”牛顿的“内部构造”无可置疑，但他如果早几百年出生，或生在俄国，没有那个特定历史环境下与他人的交流，他的行为无疑也会全然不同。

    戈德斯通尝试从几个剖面来切入到这个复杂系统中去：宗教与社会变迁、贸易与征服、生活、政府及法律等一系列制度、科技、教育——之所以讨论这些，是因为这些经常被认为是西方兴起的重要因素。马克斯·韦伯认为是新教伦理导致了资本主义兴起，麦克尼尔认为军工复合体及战争推动了西方竞逐富强，制度学派则强调西方制度的重要性，而陈方正等学者则认为是现代科技助力了工业革命。戈德斯通在此采取了一种排除法：一一讨论这些因素，然后再一一指出它们可能既非必要、也非充分条件。

    在使用这类方法时当然也须谨慎，尤其不可有预设立场。中研院院长、数学家吴大猷极不喜欢儒家思想，曾问“儒家对经济发展是不是必要条件？”如果是必要条件，美国、欧洲都不可能发展，因为他们都没有儒家思想；那么是不是充分条件？也不是，因为如果是的话宋代、清代都发展，但事实是没有。于是他总结儒家思想既非必要条件，也非充分条件，没有条件，那么它是荒谬的。——实际上如果我们把“新教伦理”来替换这里“儒家思想”，差不多也能得出一样的答案。

    尽管作者尽力深入浅出地介绍了工业革命赖以诞生的前提条件，但他也没能将所有因素纳入考虑，而事实上有一些可能也是极为关键的：近代以来的组织化趋向、负债经营的理念、西方文明的断裂为爆发性进步扫清了道路、资本主义行为体的规模（威尼斯、荷兰、英国等都因比较小而易于管理）、英国极其安全的地理位置使它可以不必负担一支常备陆军、欧洲的分裂使得没有一个单一的政治指令结构能将资本主义消灭在萌芽状态……如此等等。

    本书中的一些观点也同样有待商榷——他不认为多元竞争的国家体系使欧洲更富于创造性，理由是亚洲诸帝国也存在竞争，但这忽视了关键的一点：像清帝国这样的大国，在鸦片战争之前几乎没有必要整体性地参与长期竞争。此外，他强调教育的重要性，但工业革命早期的发明家和企业家常常却并未受过良好教育，教育水平的普及提高在世界各国通常都晚于其现代工业的起步。在发生工业革命时，英国人的受教育水平并不比日本更高，虽然它的对相应创新的社会条件调适确实更好。

    在面对工业革命这样极其复杂的历史现象时，我们需要记住的是：我们决不能只做一件事。系统的复杂结构形成的多元和网状的因果，改变系统中的一个变量，就可能导致复杂的系统变化，所谓“牵一发而动全身”。任何伟大的设计师也不可能预见和计算出所有可能引发的因果链条，更何况有许多至关重要的效应是滞后和间接的，许多结果甚至是非故意的、偶然的、不可控的。在此，有必要对那种“只要……就能……”或“只有……才能……”的论述保持警惕，因为历史告诉我们，仅仅单一因素的效仿不可能带来完全的成功，同样的原因可能在不同社会条件下产生截然不同的后果，而各种不同的原因却可能产生相同的结果。

[美]杰克·戈德斯通 著：《为什么是欧洲？世界史视角下的西方崛起（1500-1850）》，关永强 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年7月，34.00元。

校译：p.138：瑞典的查尔斯十一世：通译“卡尔十一世”。

P.149：英国各经济部门的产出量：“棉织品”一栏的数字与下面的“产出指数”一样，疑有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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