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知道很多人看完标题就想用西红柿和粉拳招呼我，认为我心怀鬼胎，涉嫌拿人开涮。但我想说的是，和平和对话是当今世界的主题，在讨论一本如此优雅的书籍的同时，却使用暴力对付一个评论者，这和优雅本身是不相容的。让我再次重申一下：我认为，《刺猬的优雅》是一本文艺女青年必读书。

理由之一：这本书的主人公就是一位标准配置的文艺女青年。什么是文艺女青年？她们是一群在精神生活上比较丰富，或者自认为比较丰富的人。也就是说，她们在精神层面强烈地把自己和周围的其它人区分开来，但是又不使用世俗的标准。她们知道，并且能够消费大部分粗人所不不知道的那部分知识、感悟和情感体验。《刺猬的优雅》中，主人公是一位孀居多年的寡妇。她没有受过完备教育，职业是卑微的门房，生活在巴黎的一栋高尚住宅的一楼。她清楚地知道，她所掌握的知识，无论在深度和广度上都远远超越她服务的这班社会精英。同时，她也清楚地知道，他们根本不具备敏锐的感官可以感受精神生活中较为精微深奥的那一部分。她是一位文学女青年，同时也是一位隐士。要我说，这大概是所有文艺女青年的共同自我认知。

理由之二：这本书的第二女主人公是一位标准配置的伪文艺女青年。我承认文艺女青年中的确有相当数量的人品味不凡，认知深广，但是我也不得不说，还有许多人混进了文艺女青年的队伍。作为一位文艺女青年，需要爱智、爱美，并辅之以必要的自恋。而混入队伍的这些伪文艺女青年，除了自恋之外一无所有。因此，我们得以目睹海量的无病呻吟，自怨自艾。《刺猬的优雅》中，第二女主人公是一位12岁的女孩，养尊处优之余，努力追求更为深刻的思想。由于觉得没有人能够理解她，她决定在13岁生日到来之时自杀，同时纵火烧毁整栋公寓。恕我直言，无论是正牌文艺女青年，还是伪文艺女青年，她们共性的毛病都在于：所有的认知和感悟，大部分来源于书本上的自我领悟，并且形成自循环，却罕有来源于生活本身的顿悟，犹如为镜子中的影像而泣下，却根本不愿意触摸一下对应的实体。

理由之三：这本书没有写成一部武侠小说，没有把重点放在戏剧性的场面上。比如隐居的大侠被一帮庸人所轻视侮辱，大难到来之时，大侠挺身而出，迎风一刀，惊艳一抢，众人于是摄服。《刺猬的优雅》用日记体的方式，由两位女主人公轮流写出她们的所思所感，把焦点放在了人和人的沟通上。它的主题相信是一切文艺女青年所喜爱的：假设你是世界上最后且唯一的一只恐龙，世界上另一只最后且唯一的恐龙是如何凭借蛛丝马迹把你从茫茫人海中找寻出来，然后用一种让人感觉舒适、默契的方法慢慢接近你的心灵，使得你褪去伪装，重新感受到来自现实世界中的理解和温暖？我觉得这是一切文学女青年之梦，无论当下自己如何被误解、排斥和贬损，确信世界上还有另外一只这样的恐龙存在，是继续在这个冰冷、残酷的世界上活下去，且继续怒放的唯一理由。事实上，如果没有合乎心意的沟通方式，那么宁可没有任何沟通。

现在，还觉得标题是种冒犯么？不过，真正的冒犯现在要正式开始了：

《刺猬的优雅》一书由法国作家妙莉叶.芭贝里所著，她的国籍是一个真正的不幸。法国作家精于表现人类极精细极复杂极细腻的情感变化，这等于是在不断灭绝后世作家的生路。芭贝里在书中选择了异种文明作为自己的出路，把那位骑着恐龙翩然出现的王子设定为一名日本人，多年里靠在日法之间倒腾高级Hi-fi发了财。由打这位日本人出发，他体现了法国的文明里不存在的审美情趣的方式，把简单、质朴的“佗”之境界赋予了这位国际倒爷。芭贝里很聪明，法国人喝够了最好的咖啡，她就端出一杯清茶来。吃惯了各种大餐，她就端出一盘寿司出来。见惯了五光十色、琳琅满目的商品，她就拿出一块蓝色的手工扎染桌布来。

但是，这种做法会使得小说变得粗俗。在感受了和式文明的优雅之处后，你不禁会像我这样做一次翻译：一只真正值得期待的恐龙也许在地球的另一端，如此才能配得上自己的等待。这一点远不如杜拉斯的坦诚，《情人》里她并不讳言她爱的是中国情人带来的肉欲和现金，而不是遥远的中华文明。恐龙从地球另一端来，带着武装到牙齿的学识和审美，这是传奇。在增强了戏剧性的同时，却让作品变得粗俗，因为这毫无疑问的又是一次“降神”。生活在别处的说法，如果最后要归结为异种文明，或者地理上的遥远，这和希望外星人乘坐UFO从天而降打救世人并没有任何不同。

更倒霉的是，芭贝里在避免和前人撞车的同时，选择了她自己也并不熟悉的日本文化。在这本书里，那位从天而降，带着Hi-Fi音响而来的日本人几乎成为文艺女青年心目中的完美先生。他做什么都是对的，都是合理的，都在美学上是超越的，都能够强烈地撞击孀居寡妇的心。一个名字因此在我心头徘徊不去：琼瑶阿姨。。。。。。我对日本的文化认知有限，但是在这种有限的认知中，我以为芭贝里勉力用法文去表现的幽玄境界其实非常生硬，造成人物本身极为扁平和苍白。如果把日本人换成一个秘鲁的吹笛印第安人，或者是爪哇岛的一个裸身猎人，不会有任何本质的不同。你大可以直接描述你觉得他怎么怎么好，怎么怎么优雅得体就好了。至于说到他和他的文明有什么本质特征，芭贝里恐怕回答不上来，只能是用花痴一样的声音告诉你：反正我觉得他好对味。

最后，这部小说写到了一个死结：超越阶级和文明的爱情会有结果吗？遇上这种两难问题，我们会颖悟地认识到：对于高手而言，一个精彩的故事有了最强的推动力。而对于庸才来说，这意味着他手中马上会握着一把凶器---对于无法回避而又无法回答的问题，立即想办法干掉主人公是最要紧的事情。芭贝里没有超越谋杀犯的水准，在小说的最后，她同样犯下了许多作家都曾经犯下的罪行：干脆利索地把人物给干掉了。即便如此，并没有解决任何问题，反而让问题变得更加眼中了。

如何描写死亡？这对于任何作家来说，都是一个极为沉重的课题。芭贝里也许精于心理描写，善于表现人和人之间的情感互动。但在全书的最后一部分，描述各人对死亡的感受时，却没有让我感觉到她的功力，感觉不到死亡阴影所带来的压力有多么沉重和由此而来的彻悟是何等清新。看到她的表述之后，我不得不倒回头去怀疑：她究竟是善于描写人和人之间的情感互动，还是仅仅善于想象这种互动过程？处理不好两难结局，就不得不启动谋杀。启动谋杀，就不得不赋予死亡应有的重量。写不出这种感情的深沉、深切之处，感觉不出死亡本身重击了自己的神经，看到那些错乱的火花，那么就会让作品之前的所有描述失去了重量，显得浮泛。

《刺猬的优雅》是本动人的小书，也有触及心灵的力量。与此同时，它也逃脱不了为了优雅而优雅的嫌疑。作者芭贝里也是一位文艺女青年，在心灵的部分她拥有自己的发言权，但是在心灵和现实世界的接触带上，它依然遗憾地存在着明显的断裂，以至于无法使得小说成为伟大。它适合某个春日周末的午后阅读，然后合起书页，继续上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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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许骥

《思想与方法：殷海光选集》，殷海光著，上海三联书店，2004

前言

李敖曾说他自己就像是一颗钻石，有很多面，每一面都折射出不同的光芒。

其实何止于李敖，凡是学富五车的大学者，那个不是在很多方面都有所造诣的呢？比如殷海光吧，我们现在对他还有某种程度的封锁，那是因为只看到了他“反共”的一面。当然，也有不少人捧他，说他是民主斗士，这则是只看到了他“自由主义”的一面。

事实上，殷海光除了这两方面的人格以外，功夫还多得很哩！这是我最近认真读了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的《思想与方法——殷海光选集》之后的一点体会。以下试举例之。

一  研究逻辑的殷海光

殷海光到台湾以后的正业，是台湾大学哲学系教授，其次才是《自由中国》主笔，他研究的领域主要是逻辑。殷的早慧是众所周知的，1937年正中书局出版他翻译的《逻辑基础》（Chapsman和Henle合著）时，他才十八岁。

在殷的眼中，逻辑是他一生的志业。他很看不起辩证法，认为黑格尔搞的那套东西是玄学，“从玄学的体系出发，再得到玄学的语句，这不过是一种拟似的演绎练习而已”。而逻辑呢？“逻辑是科学，是不折不扣的科学。”凡是科学就要能够满足三个最基本的条件：第一、要成系统的；第二、可以印证的；第三、互为主观的。什么是“互为主观”？

一个实验，某甲来做，得出某结果。这也许是主观的。但是，某乙来做，也得出同样的结果；某丙来做，也得出同样的结果……这么一来，此一实验所导向的结论就是互为主观的。

在殷看来，逻辑符合以上三个条件的，可以算作科学。

殷氏研究逻辑，自然希望逻辑这门学科能够保持纯粹，普及这门学科的人也能尽量使大众能够了解到逻辑最真实的一面。然而当时市面上号称的逻辑书、逻辑学者，“不是把逻辑讲成形而上、知识论，就是把逻辑与文法或伦理搅混在一块”，“有些关于逻辑的讲义，你说它是在讲逻辑，它又是在谈玄。你说它是在谈玄，它底下的口气又仿佛是在谈心理学。你说它是在谈心理学，它底下的口气又仿佛是在谈伦理学。”殷海光实在看不过去，于是写了《逻辑究竟是什么》一文。

在文中他指出，逻辑虽属科学，但科学其实是可以一分为二的，一种叫做“演绎科学”，一种叫做“经验科学”。逻辑属于前者。两种科学在目标上是一致的，即寻求“真理”但研究的方法不同。演绎科学的研究方法，是基于大量规律、定理之上的，我们可以关起门来、闭上眼睛进行演绎科学的推论，建立起一套庞大的科学体系，数学就是这样的一门学科。而经验科学则不同，它是建立在经验事实的基础上的，事实既然如此，我们就不能凭空去建立或推翻经验科学，需要睁大眼睛去寻求。好了，演绎科学和经验科学既然都是寻求“真理”的手段，那么其间的差别究竟何在？我们究竟怎样依据二者进行对“真理”真假的判断呢？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殷给读者列了一个言简意赅的表，在这个表中：演绎科学的真假称为“对错”，经验科学的真假称为“真假”——

第一：前题真，推论对，结果既真且对。

第二：前题真，推论错，结论之真假不知，但一定错。

第三：前题假，推论对，结论之真假不知，但一定对。

第四：前题假，推论错，结论之真假不知，但一定错。

看懂了这个表，基本上就能搞懂逻辑之为何物。换言之，逻辑作为一种演绎科学，是只能判断“对错”，不能判断“真假”的。“对错”只管“形式”不管“内容”，即便一个推论完全合乎逻辑，它依旧有可能是“假”的。为了说明问题，殷又举了两个实例：

（一）一切杨梅是酸的水果

没有香瓜是杨梅

所以没有香瓜是酸的水果

（二）一切杨梅酸的

没有橘子是杨梅

所以没有橘子是酸的

请看第一个例子，从“对错”角度来说是对的，从“真假”角度来说也是真的。但是第二个例子，从“对错”角度来说是对的，但是从“真假”角度来说却是假的。这就足以证明殷所持的立论。

逻辑工作有逻辑工作自己的领域，不能奢望用一个逻辑学就能解决全世界的问题，这是办不到的。研究逻辑的殷海光，没有妄自尊大，没有想把逻辑捧到“放之四海皆准”的野心，他一再声称，要把逻辑和历史、哲学区分开来，否则还要历史、哲学干什么呢？“我们从事逻辑的工作，必须远离形而上，甚至于知识论的搅局，至于学术以外的搅混，更应该一蹴而弃之。”在“要科学还是要学科”这个问题上，殷海光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前者。

二  从事教育的殷海光

殷海光既然身为台湾大学的教授，对教育问题自然很关心，他的学生不多，其中却不乏高徒，像林毓生、张灏、陈鼓应……殷氏对教育的态度是怎样的？在谈这个问题之前，我们不妨先来看看殷海光是以什么样的人为楷模的，因为从一个人的楷模身上，我们多少可以看出这个人努力之方向。

聘请殷到台湾大学教书的是大名鼎鼎的傅斯年（字孟真）校长，面对殷海光这样一个“反动学者”，也只有做派强硬的 傅先生敢请他来教书，替殷承受各界的非议。不幸的是，1950年12月20日，傅先生在台北猝亡。消息传到殷海光耳里，他简直不敢相信。不久，他写了《我忆孟真先生——自由巨星之陨落》一文以示悼念。在文章中，殷对傅先生保护学术自由的努力做了十二万分的肯定，称赞他是一个“有是非之心的人”，一个“有至大至刚之气的读书人”。他还说道：

在这知识界大崩溃之中，毕竟有少数书生，穿破蓝布长衫，戴近视眼镜。他们不希罕权势，没有兴趣作官；一个月藉劳动脑力和跑腿，拿三百元的待遇，挣扎在生活边沿上。他们在图书馆里生活，在故纸堆中探求，孜孜不懈，年复一年。忍受贫困，甘耐寂寞。假若说国家还有命脉值得维护的话，这便是国家的命脉。孟真先生是这类书生的代表人物。

殷海光对傅先生给予这样的肯定，自然愿意追随他的脚步，维系一点残存的火种。可是，在傅斯年先生仙逝以后，殷海光毕竟失去了“后台”，他“像立在旷野而失去护翼的羊，预感到狼群之来袭”。这只性格刚烈的“羊”，面对凶恶的“狼群”，竭力发出自己微弱的叫声！在台大，身为一名教授，殷海光自觉有责任保护学术、保护学生、保护学校。

1958年，殷写《我们的教育》一文，在文中，他直截了当地指出当下台湾教育存在的问题，一是“党化教育”，一是“狭隘的民族精神教育”，这两种影响固然可以把学生塑造成“国家需要的人才”，但归根到底都是会限制学生的自由发展的。殷氏于是开出了自己的药方：第一、停止党化教育；第二、学术自由；第三、简化课程；第四、提高品质。

这些道理亦非殷首创，在西方世界早已不知流行和执行了多少年。德国思想家卡尔·雅斯贝尔斯(K. Jaseprs)在他著名的《什么是教育》一书中曾经指出，大学是一个“国中之国”，享有最起码在学术上的自由和自治。这些都是大学区别于其他学校的根本特征。没有自由的大学便失去了生命，是没有灵魂的干尸。因为没有自由，大学的精神生活、创造和研究将归于终结。大学的本质在于对学生的选择是以每个人对自己负责的行动为前提的；大学容不得强制，因为对本质性东西的义务乃是源于自由的义务。大学当然是一种学校，但是一种特殊的学校，学生在大学里不仅要学习知识，而且要从教师的教诲中学习研究事物的态度，培养影响其一生的科学思维方式。大学生要具有自我负责的观念，并带着批判精神从事学习，因而能拥有学习的自由。而大学教师则是以传播科学真理为己任之人，因此他们必须享有教学的自由。其实，我们光用脑袋想也能知道，大学教授和大学生，理所当然应该是整个社会中智商最高的一群人。倘若连这群人都不能控制自己，不能很好地运用自己理性的自由，那么这样的社会还有救吗？

殷海光的贡献，不是为台大争取到了什么，而是他所代表的一种精神。这种精神是身为教育者的一种责任，是为了保持一片纯净的精神家园的一种努力，是不与官商勾结的一种决绝，是敢于说出“不”字的一种勇气……也是现如今我们的教育界最缺乏的东西。

最终，殷毕竟还是被赶出了台大，他所倡导的教育风气，在当时并没有能够很好得以实施。但是峰回路转，谁知几十年后，台湾教育界果真的按照殷海光给出的四条建议发展了起来，台湾大学并成为亚洲实力第二的高等学府！

三  撰写书评的殷海光

千万不要以为殷海光是个每天“横眉冷对千夫指”的角色，他也有闲情逸致的一面，这可以从他写梁实秋先生的《雅舍小品》的书评中看出来。

读一个人写的书评，最能看出这个人的性情，因为关注点不同，所谓“一千个读者心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即是此理。好比读《三国》吧，大多数人喜欢诸葛亮，但偏有喜欢周瑜和司马懿的。喜欢周瑜的大概不仅觉得自己聪明，并且有“既生瑜何生亮”的感慨；而喜欢司马懿的大概不仅觉得自己聪明，并且希望自己的子孙能比自己更优秀。

殷氏读《雅舍小品》首先就关注到梁先生有“收藏信件的癖好”，并且还特别留意信上的称呼，“信里的称呼最足以见人情世态”，刚毕业的学生，写信给老师往往以“夫子大人函丈”开头，等受了老师提携，再写信时就改称“××先生”了，待以后职位高于老师时，就干脆和老师称兄道弟起来。时人往往觉得这是道德的堕落，但殷海光不这么看，他认为当今世界是一个讲“工具价值”的世界，只要学生的“工具价值”高于老师，那么师不成师，弟子不成弟子，也就成为自然了。

另外，殷海光还注意到梁先生在《洋罪》一篇中有这样一段话：“四月一日为万愚节，西人相绐以为乐，其是否为鄙俗，我们管不着。其是否把终身大事也划在相绐的范围以内，我们亦不得知，我只觉得这种风俗习惯，在我们这过度里，似嫌不合国情。我觉得我们几乎是天天在过万愚节。舞文弄墨之辈，专做欺人之谈，且按下不表，单说市井习见之事，即可见我们平日颇不缺乏相绐之乐。”殷氏读完这段，发出“诚哉斯言！”的赞同之声。他补充说道：“谎言成为空气，时时呼吸，不可须臾离。天下相率撒谎。久谎成真，视为固常。若有人突说真话，自然反被目为假话，语言本系一个社群藉以交通意念并活动的工具。语言的这种效用是其真面的效用。但是，在假言流行的社会，语言被滥用到这种地步，其正面的效用尽头。到了这种时际，这样的社会实在已经走到了它自己的尽头。只有再出一个仓颉，才能帮着把它从耗竭的边沿救活过来。”

再如说到《脸谱》一篇，梁先生的意思，人们往往同时具备好几张脸在生活，“对下司道貌岸然，或是面部无表情像一张白纸似的，使你无从观色，莫测高深，或是面皮绷得像一张皮鼓，脸拉得驴般长，使你在他面前觉得矮好几尺！但是他一旦见到上司，驴脸得立刻缩短，再往瘪里一缩，马上变成柿饼脸，堆下笑容，直线条全变成曲线条”。梁先生说得幽默，殷氏评得辛辣：“此等人物，是否具有真才实学，不得而知；但为人方面，多半总有些许毛病，常有不可告人之隐。彼等若以真面目出现，若与‘下属’相忘于无形，何以御众？何以维持‘尊严’？英国人说：‘诚实是最好的政策。’流行于此等人物之间的‘心照不宣’之‘哲学’，乃‘保持距离乃最佳之政策’。保持距离之道何由？曰：脸谱是也！”你看，这样的话不是平日喜欢幽默开玩笑的人，哪里说得出来？

从以上我们可以看出，殷海光作为一个思想家，虽然每每用刻薄的话发出对社会的针砭时弊之言，其心却总是可爱的，充满希望的。如若你还是不信的话，那就看看他在这篇文章最后的一段话吧：

朋友！你可知道，我们目前正在动物和人的边沿上挣扎。我们只看到机械和动物在肆虐。人成了机械的奴隶，人成了动物的俘虏，人也快要成为一张一张纸底下的牺牲品了。在这黄昏里苦挨的你，听到这轻微的心灵呼唤，难道不唤起你对于人之生活的回忆？难道不唤起你对于未来的人之生活之憧憬？当着昏夜有一枝烛光摇曳时，你会因不致跌倒深渊里而喜悦。当着你在忧役劳形中，即使只听到一点人的清新声音，你便会记起：哦！生命对于我并不是一种苦刑。你将会循着这清新的呼唤，发现一条生命之流，潺潺向远方流去。也许，这条溪流在目前是细小的，但是，只要你对于生命不绝望，它终有一天会把你带向大海！

听吧！我告诉你，这里有一阵轻微的心音！

四  执着翻译的殷海光

翻译对于一个国家、民族的重要性自然不消说了。1897年12月，严复翻译的《天演论》所造成的影响可谓是旷古绝伦，康有为、梁启超、鲁迅、胡适……不知有多少大学者受过这本译著的启蒙。

前文说过，殷海光十八岁时就出版了自己的第一部译著《逻辑基础》。殷所译之书似有四种：《共产国际概观》（Massimo Salvadori著）、《西方之未来》（J. G. De Beus著）、《到奴役之路》（Friedrich August Hayek著）和《怎样研究苏俄》（John S. Resheyar Jr.著）。殷氏一生除了写作以外，另一项最重要的工作就是译介外国的作品。每一个优秀的翻译家都有自己的一套翻译原则，那么，殷氏的翻译有何特色呢？在《西方之未来·译者引言》中，他这样写道：

翻译的指导原则，昔贤有“信、达、雅”之说；时人则有“意译”与“直译”之分。信、达、雅的原则，要求似乎太高。译文艺书固然要雅，译数理书如何雅法？从中西语文的特色来看，能雅者未必能信。重直译者似在求信；重意译者似在求达。但是，严格的直译几近于未译；未通原文的意译则易成“天马行空”。这二种原则是没有引用价值的。

因此，译者撇开这些原则，别寻翻译原则。从认知的观点说，语文是组织经验与知识的工具。不同的语言是不同的组织经验与知识的工具。组织经验与知识的语文工具固然各有不同，但是人类的经验与知识则是公共的。公共的经验与知识是不同的语言互译之真实的基础。语文表示经验与知识时一定有意义结构。这意义结构是所谓命辞。同一个命辞可用许多不同的语句表示出来；许多不同的语句可以表示用一个命辞。翻译就从这里得到种种可能。所以，如能抓紧命辞，怎么样放手翻译都可以。至于被译语文在文法方面的特色，根本可以不理。

要做到这一步，必须具备三个条件：一、对于译用语文流行的用法能够掌握。二、对于被译语文有充分了解。三、具有被译内容相当的学识，或至少相差不太远的学识。这三个条件能否满足，乃翻译家与翻译匠之分野。

读完殷海光这段话，我们就很容易明了，为什么今天读到许多翻译过来的书，行文之狗屁不通，逻辑之混乱不清，都叫人“叹为观止”！其原因就出在翻译者根本不具备“三个条件”，这些人考“专业翻译资格证”是内行，真翻译起书来却是外行。

几十年下来，我们国家公民的外语水准毋庸置疑是提高了不少，可是我们的翻译人才却依旧是少得可怜。一个学生，从初中到大学，多少也学了十年的英语，可是却连一本英文原版书都啃不下来。为什么？因为我们都被无休无止的、五花八门的考试骗了。我们学习英语，不是为了掌握它，而是为了应付考试，用这样的态度如果能把英语学得精通，那可真是活见鬼了！

我们经常掐着指头算，我们跟美国的差距有多少年，跟德国的差距有多少年，跟日本的差距有多少年……很想超越他们。但是说句实在话，如若我们连他们最优秀的书都没有读透，大谈“超越”云云，恐怕只能是痴人说梦了。民国时候有那么多好的翻译家，有那么多好的译著，乃是因为他们都是抱着一颗救国的心和虔诚地向西方学习的态度工作的。我很怀疑在现在这样一个“目的不纯”的外语学习环境下，我们能否在精神文明上赶超西方。

另一方面，强调翻译之重要的好处还不仅在于向西方学习，更重要的是能够把中国的文化介绍到西方去。据我所知，日本之所以能够产生两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很大原因在于日本政府曾经花过很大的精力把国内优秀的文学作品译成外文推广到西方。所以，我常常反问那些抱怨诺奖评委会不公正的人：中国人有什么资格拿诺贝尔奖？你总是在家里耍着别人看不懂的功夫，正所谓“光说不练假把式，光练不说傻把式”，怎么让别人承认你是“武林高手”呢？李云迪、郎朗的横空出世，让人们慨叹“傅聪第二”的诞生；但是，何日中国才能出现“傅雷第二”？我们只有拭目以待了。

殷氏的译著现在有没有在内地得到出版的？好似还没有。

结语

说了这么多，笔者最终想要得出的结论却只有七个字——

重新发现殷海光！

二○○八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写于杭州“百年寓华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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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巴黎评论》的董事会宣布Farrar, Straus and Giroux出版社的明星编辑洛林·斯特恩（Lorin Stein）将 取代菲利普·古里维奇（Philip Gourevitch），成为这份文坛至尊杂志的总编，于4月走马上任。三十岁的斯特恩从1998年起即在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出版社工作，曾与尤金尼德斯、乔纳森·弗伦岑、詹姆斯·伍德这样的文坛大家共事，他担任责编的书籍囊 括了美国国家图书奖、普利策奖、洛杉矶时报图书奖、信徒图书奖、美国国家书评家奖，是圈内知名的编辑奇才。斯特恩表示：“《巴黎评论》在美国文坛的地位独 一无二……五十多年来，它一直鼓励、提倡写作和艺术中最新、最好、最大胆的潮流。能够得到这一传统的垂青，我感到万分荣幸。”菲利普·古里维奇曾是《纽约 客》的主笔，2005年跳槽至《巴黎评论》任主编，据称是为了改变《巴黎评论》亏本的状态，他上任后增加了摄影和报道文学栏目。《巴黎评论》发行量一万份 左右，是典型的“叫好不叫座”的高端文学杂志代表。

　　畅销书作家、《夜访吸血鬼》的作者安妮·赖斯（Anne Rice）近日发行了首部“vook” （video+book）视频书，改编自她 1984年的吸血鬼短篇《拉普灵之门的主人》（Master of Rampling Gate）。据Vook总裁布拉德·因曼（Brad Inman） 说，该公司2010年计划出版五百本vook视频书，他们为安妮·赖斯的vook书拍摄了六到八个小时的视频，其中包括和她的儿子一同游新奥尔良、赖斯访 谈、专家评论等等。最近趁蒂姆·波顿的新片《爱丽丝漫游奇境记》热映之际，Vook公司也发行了小说原著的多媒体版，其中包括作者刘易斯·卡罗尔的视频， 以及启发了他写作的牛津学院。

　　在Google横行、信息爆炸的时代，许多人去图书馆不是看书钻故纸堆，而是上网冲浪、光盘检索，图书馆学已经可以更名为信息学，那么，我们还 需要图书管理员吗？《生活》杂志前编辑、作者玛丽莲·约翰逊（Marilyn Johnson）的新书《这本书来得太迟了！——图书管理员和网络管理员如 何拯救我 们》（This Book Is Overdue：How Librarians and Cybrarians can Save Us All）给了 我们肯定的答复。如今的图书管理员都是网络高手和信息管理高手，他们能够教你如何从海量信息中以最快的速度批捡出你想要的有效信息。如果图书管理员是发现 者，档案管理员就是保存者。今天的档案管理员担心的不是失火把文献烧光光，而是如何避免丢失硬盘上保存的数据。一句话，图书管理员比任何时候都更有价值， 更不可或缺。    

　　【一句话新闻】

　　●　美国总统奥巴马给《少年Pi的奇幻漂流》的作者扬·马特尔写了粉丝信。

　　●　Media Source Inc.买下《图书馆杂志》（Library Journal）和《学校图书馆杂志》（School Library Journal），导致《出版人周刊》编辑部人事大变动，换了新出版人和编辑总监。

　　●　好莱坞“坏女孩”林赛·罗韩正在写回忆录。

　　●　美国南方文学代表人物巴里·汉纳（Barry Hannah）辞世，享年六十七岁。

原文链接：http://artcenter.blogcn.com/diary,31789573.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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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迪·史密斯 Zadie Smith

1。还是孩子的时候，你要尽量读很多书。花在这上面的时间要比其它事多。

2。成年后，试着像陌生人那样读你自己的作品，甚至像敌人那样读，会更好。

3。别浪漫化你的“职业”。你要么能写出漂亮的句子，要么不能。不存在“作家的生活方式”。要紧的只有你留在书页上的东西。

4。避开弱点。但这样做的时候，别对自己说，你做不了的事不值得做。别把自我怀疑打扮成轻蔑。

5。在写作与编辑之间留下足够的时间。

6。避免派系、帮派、小圈子。一群人不能使你的写作变得更好。

7。在一个不连接互联网的电脑上工作。

8。确保你用来写作的时间和空间。 把其他人赶出去，甚至那些对你而言最重要的人。

9。别把荣誉和成就混为一谈。

10。透过手头无论怎样的面纱来讲真话——但要讲出真话。让自己离开毕生的来自于永不满足的伤感。

乔纳森·弗兰岑 Jonathan Franzen

1。读者是朋友，不是对手，不是观众。

2。小说，假如不是作者对于令人恐惧之事或未知领域的个人历险，就不值得写，除非为了钱。

3。永远不要用“然后”（then）作为——连词——我们有“而”（and）作此用途。代之以“然后”，是懒惰或音盲的作家对于一页上有太多“而”这问题的没有办法的办法。

4。用第三人称写，除非有个真正独特的第一人称声音无法抗拒地出现。

5。当咨讯变得免费而唾手可得，为小说所做的大量研究便随之贬值。

6。最纯粹的自传性小说需要有最纯粹的创造。没人写出过一个比《变形记》更具自传性的故事。

7。你静坐时比追逐时看见更多。

8。很怀疑在工作场所有互联网的人能写出好的小说。

9。有趣的动词很少很有趣。

10。在无情之前，你必须先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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摸着石头过河：晚清的政治经济改革突围
柳已青

    一个美而多金的女子焦急地站在河边，面对湍急的河水：“今晚要过河（huo），哪个来背我嘛？”黑暗中响起无数个声音：“还不是我来背你嘛！”

    不能想象，这种春晚小品中的场景、台词会出现在对晚清帝国的叙事中。在雪珥聚焦晚清帝国改革突围的《国运1909》中，作者写自序，匪夷所思地来了这么一段。这种离间的戏剧效果，将中国近代史上的重要事件，拉到当下的语境中，给读者穿越历史的错觉。满眼看到这样的章节表述，金銮殿上新来的年轻人，1909年春天的故事，爱新觉罗软着陆，“铁老大”出轨，开滦煤矿地道战，伶仃洋畔建“特区”，康有为“熊市”……别误会，这是一本很严肃地探讨晚清帝国命运的书，作者对晚清帝国的政治、外交、经济政策的解读，只不过，和我们以前看到的史书大相径庭。《国运1909》充满了游戏的精神和话语的狂欢，雪珥的观察视角下另类而独特，勘破历史的迷障，让我们看到晚清帝国最后的挣扎，看到历史的悖论和真相——日薄西山的晚清不变革迅速灭亡，实行变革延缓灭亡。

    克罗齐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历史有着惊人的相似，晚清帝国的官场弯道，黄龙旗下的资本主义，映射进现实。而现实中的股市、特区、官商、价格战、跨国公司、国际贷款，也并非新生事物，日光底下无新事，《国运1909》建立了历史与现实的通道。

    改革之路是充满荆棘的旅途，意味着资源的重组和官场的洗牌。也并不全是如此——既得利益者成了改革的绊脚石，政策的制定者成了改革的急先锋。我们不妨通过“庆亲王的首富宿命”了解晚清帝国的官场原生态。四朝元老及少数参与了大清国“改革开放”全过程的老干部——庆亲王奕劻以贪腐闻名全球。著名的《泰晤士报》《纽约时报》等也提到他家就是中国官场“集市”(market)，连门房都设了“收费站”(toll)。

    一个腐败到令全地球人都知道的贪官，为什么会在风云诡谲的晚清政坛中从边缘进入核心，并始终屹立在潮头？显然是晚清的政治体制长出的毒瘤。晚清的反腐败斗争矛头指向奕劻。奕劻的儿子、商部尚书载振出差路过天津，看中了名歌姬杨翠喜，候补道段芝贵随即用重金为美人赎身，献给载部长。御史赵启霖立即上奏弹劾，认定这是“性贿赂”。

    反腐败的舆论风头一过，奕劻照样得到重用。雪珥在解读这种吊诡的故事时，一阵见血地指出：奕劻这位巨贪之所以贪得如此高调，却在某种程度上是在以自污而获得政治上的安全感，这正是1909年乃至整个宣统朝改革的胎毒，渗透在血液之中，难以自行摆脱。雪珥观察晚清的新政，想外科医生的手术刀一样精细、准确，认为清朝并非亡于革命，而是政权的分崩离析——政治改革在各种势力强行搭车后，失控出轨。

    晚清的改革开放，明明是利国利民的仁政，最后却被大小领导干部转变为扰民和敛财的工具。新的社会矛盾纠结缠葛，旧的官僚体制处处掣肘。本来是摸着石头过河的探索之旅，结果，大清国这艘巨大的航船行驶至暗礁林立的险滩，随时有船覆人亡的危险。雪珥认为，在辛亥革命之后，正是因为晚清的改革，保全了爱新觉罗家族的性命。不论法兰西还是英格兰，在资产阶级革命的狂风暴雨中，封建帝王的头颅落地，难以摆脱暴戾之气。而清室皇族能保全性命，得益于慈禧太后的“远见”，选择了载沣，这位“80后”能屈能伸，在锐意改革数年而终不成后，为皇族赢得了中国历史上唯一的体面而又安全的集体“下岗转制”。

    国运本无宿命，历史却会轮回。《国运1909》这本书以当下的政治、经济中的热点，激活一百年前似曾相识的改革开放，的确有耳目一新之感。这得益于雪珥运用了大量的海外史料，西方媒体中对晚清的报道、刊登的老照片和漫画，再加上雪珥煮酒论英雄式说史的激情，财经评论员的犀利和敏锐，洞察历史的幽默和见识。

    不过，雪珥对晚清帝国的回光返照以及改革开放的尝试，包括对晚清朝廷皇室和重臣的评价，有溢美和拔高之嫌。写史，还是心怀敬畏之心比较好。雪珥也承认，每个人都如同盲人摸象。书中用“金枪不倒”描述张之洞，用“十八摸”形容过河，有失雅驯，有哗众取宠之倾向，幽默把握不住分寸就成为油滑。

《国运1909》  雪珥  著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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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波顿曾在《旅行的艺术》一书中这样写道：“很多地方，我们去过了，但却只是走马观花，或者不以为意；然而它们之中也会有几个地方非常特别，给我们强烈的震撼，迫着我们去注意它们。这些地方共有着一种特质，可以用‘美’这个笼统的字来概括。这种品质不见得是指漂亮，也不意味着它包含任何旅游手册所描绘的美丽景点的特征。求助于语言或许是另一种表达我们对一个地方的喜爱的方式。”幸好有这种喜好的旅行者并非只有德波顿一人，所以我们才能领略到另一位英国作家简·莫里斯（Jan Morris）笔下的城市之美。

我说的是简·莫里斯的《的里雅斯特：无名之地的意义》。的里雅斯特（Trieste），是意大利东北部靠近斯洛文尼亚边境一个港口城市。莫里斯称它是一个“无名之地”的时候，多少让我有些犹疑。因为对历史稍有了解的人就知道，很长一个时期内，的里雅斯特都是神圣罗马帝国及奥匈帝国的一部分，尤其是在1867年到1918年期间，的里雅斯特作为奥匈帝国的主要出海口，曾是地中海沿岸一个繁荣的港口城市，也是当时音乐和文学的中心。只不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奥匈帝国崩溃，的里雅斯特并入意大利，随之经济文化开始衰落下去。也许也正是这个曾经显赫一时的城市没落贵族一样的姿态才吸引住了莫里斯。它经历了漫长的岁月磨砺，见证了无数的繁华落幕，经受了一次次战争和硝烟的洗礼，还能摇摇欲坠地矗立在坚实的大地上，单单这种宠辱不惊的气度贵族气度也能让人驻足流连。再往深处回想一下莫里斯这么多年游历过的那些城市，从纽约到威尼斯，从中东再到南非，从柏林墙的倒塌再到香港的回归。他五十多年周游世界的脚步，基本未曾停歇过，见证过一个个历史的时刻，也领略了无数的城市之美，但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个城市吸引住她一次次地往返这个小城：“然而，就是这样一座名不见经传的小城，对我却有种特别的吸引力。与友人谈话的间隙，我时常能感受到的里雅斯特的神秘召唤。”

帕慕克在回忆伊斯坦布尔的时候说，我的灵魂注入了城市的街道，如今仍在其中。帕慕克有理由对伊斯坦布尔倾注自己的全部深情，毕竟那是他生长于斯成长于斯的城市。他出生的城市在她两千年的历史中从不曾如此贫穷、破败和孤立，充满了帝国斜阳的忧伤，但他别无选择，“我一生不是对抗这种忧伤，就是（跟每个伊斯坦布尔人一样）让她成为自己的忧伤”。在我看来，虽然的里雅斯特并非莫里斯的故乡之城，但她同样从中发现了这个城市的忧伤，并让她成为了自己的忧伤，“这座神秘的海港，曾带给我如许的甜蜜与忧伤，不仅见证了我青春的消逝，更凝结了我一生的钟情”。这座神秘的虚无之城，流亡者的天堂，民族的大熔炉，爱与欲纠结其中的凄美之城，莫里斯同样对其倾注了自己的全部身心，深入到这个城市的肌理，把握住了这个城市的忧郁基调。

的里雅斯特的忧伤，源于一种并非故乡的乡愁，一种总要离开的冲动，一种远方的想念，从深层次上讲，它的忧伤更是源于一种无根的期待。莫里斯在书中有一章说的里雅斯特是“流亡者的天堂”。这其实是一个矛盾的词汇，对流亡者来说，根本没有天堂可言，放逐的痛苦会伴随始终，而的里雅斯特只不过是承载了被放逐者所有的痛苦和乡愁。在的里雅斯特的文学地图上，只有寥寥无几的作家为这个城市代言。比如詹姆斯·乔伊斯，最初来到的里雅斯特时只有21岁，生活工作经验两无。十年后一战爆发他被迫离开此地时，已经是两个孩子的父亲，《都柏林人》和《一位青年艺术家画像》的作者了。这时乔伊斯的名气已经远播，他却远去了巴黎，那个世界之都。多年后，乔伊斯的弟弟接受采访时说：“的里雅斯特并没给吉姆什么。”据他说，20世纪初期，的里雅斯特的都市气氛一点也不能给乔伊斯灵感。幸好，马索林诺·达米柯驳斥了这种荒唐的观点，他说对欧洲现代文学史上这位最著名的流亡者来说，的里雅斯特不仅是中立的藏身之所，也是激发他想像力的地方。还有翁贝尔托·萨巴，这位意大利的大诗人，他在的里雅斯特开了一家书店，终生隐居于此，业余时间写诗，他的一生奉献给了这座城市，他说的里雅斯特有一种“毫不矫饰的魅力”：“我的城市哟,它在各方面/虽都洋溢着生命力/却有一个为我而设的/为我那沉思、羞怯的生命而设的角落。”

本雅明曾对城市写作者做过一个简单有趣地调查，根据他的说法，假如把现有城市的描写根据作者出生地的不同分为两组，我们肯定发现，本地作家对城市的描写只占少数。本雅明给出的解释是，因为外人看一座城市的时候，感兴趣的是异国情调和美景，而对本地作家来说，其联系始终掺杂着回忆。但对于生长于英格兰的简·莫里斯而言，的里雅斯特难道仅仅意味着一种异国情调么？那字里行间漫溢出的深情，念念不忘的美好时光，熟稔于心的历史人物，已经融入血脉的亦真亦幻的海港，时常入梦的山山水水都预示着的里雅斯特不仅仅是一座城市，更代表了一种高远的理想和寄托。

思郁

2010-3-8书

的里雅斯特：无名之地的意义，【英】简·莫里斯著，苏静涛 于晓冰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年2月第一版，定价：2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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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90 年 8 月 3 日，清国驻德国公使洪钧的秘书，张德彝，在他的日记里（《五述奇》，光绪十六年六月十八日丙辰，《稿本航海述奇》，第 6 册，第 484 至 486 页，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 年）记道：

    万牲园中有自他洲运来之兽，原名直猎狐，又名奇拉甫，盖皆由原产之地之名以还其音也。星使著有《奇拉甫考》一篇，今录之，其文曰：奇拉甫，产阿非利加（加读格阿，切音乃叶）。颈足特长，量以工部营造尺，自踵至肩九尺八寸六分，自肩至首七尺五寸二分，共高十七尺三寸八分。有昂头天外之概。自肩至尻，六尺九寸五分，後足略短。故其身前仰後俯，首如马亦如骆驼，额端双肉角耸起，鹿身，牛尾，尾末垂黑毛，宛如麈尾可捉。蹄似马而分双歧，性慈善有智，不残害生物。处丛林中，惟食其叶，人豢养之，乃饲豆粟。西人云，即中国所谓麒麟，闻者嗤其妄。案《明史》，榜葛利国、麻林国、忽鲁谟斯国并贡麒麟，而《阿丹国传》言麒麟前足高九尺，後六尺，额长丈六尺，有二短角。牛尾鹿身，食豆粟饼饵。形状与此正同，惟丈六尺有二，当合颈足并言。明之阿丹，在天方境，即今之阿剌比，与阿非利加洲接壤。是中国史书已言之，非西人创说也。《西京杂记》云：五柞宫前梧桐楼下有石麒麟二，是秦始皇骊山墓上物，头高二丈三尺，亦与明史说合。窃意汉时九真贡麟，俱是此兽。阿剌比人呼为惹拉非，西人转音为奇拉甫，以英语读奇字当如直以切，法语当如日以

切，德语当如格以切也。光绪庚寅夏洪钧识。

    因“赛金花故事”而被小说家和诗人们过度瞩目的洪钧，原本是晚清一位重要的史地学者，後来韩儒林誉之为在元史领域“开辟一新大陆”。他出使德、俄期间，接触并遣人翻译了很多欧亚内陆史书的材料，方能著作《元史译文证补》一书。张德彝的这段日记颇有价值，使我们看到洪钧难得一见的短篇考据文章。文中的“奇拉甫”，便是长颈鹿的西文名称Giraffe。晚清国人出洋，有一项名目是考察文明风俗，然而往往流于浮表，且好尚新奇，珍异的鸟兽，尤其受到瞩目。同治年间，志刚在《初使泰西记》中便详细地描述过“支列胡”了，而在 1886 年，随刘瑞芬使英的地理学者邹代均，在他的《西征纪略》里已经写出了长颈鹿的英文名，他将之译作“吉拉夫”。同洪钧一样，邹代均也有考据癖，谓此物便是《汉书》中的“桃拔”，《后汉书》中的“符拔”，《明史》中象麒麟的“哈剌虎”。

    且不论辽远难征的秦汉名物，洪、邹二人都提到了《明史·外国传》中的文献资料，并且将长颈鹿与传说中的麒麟联系起来。考有明一代南海诸国进贡“麒麟”，始于永乐十二年（1414），见《明史》卷三二六。是年，成祖诏翰林院修撰沈度作《瑞应麒麟颂》，并由宫廷画师来描绘“麒麟”的形态，作《瑞应麒麟图》。此後形成风气，各国屡屡进贡这种“瑞兽”，文人作赋，画工写影，一派太平景象。对此学界所言已够详尽，兹不多述。其实伯希和《郑和下西洋考》已言此“麒麟”即非洲东岸之索马里人对长颈鹿的称呼，冯承钧云：“麒麟，Somali 语 giri 之对音，即 giraffe 也。”（《瀛涯胜览校注》“阿丹国”条，第 55 页，商务印书馆，1935 年）。古籍中对长颈鹿的称呼，可以确定的，还有“徂蜡”（宋赵汝适《诸番志》弼琶罗国条，即索马里北岸的 Berbera）、“祖剌法”（费信《星槎胜览》天方国条）等名，可能也与阿拉伯语 zaarafa 有关。

    细想起来，长颈鹿性格温顺，不似狮子老虎般凶猛，较容易讨喜，正是进贡国表示归顺臣服的好礼物。无独有偶，在设拉子有一部题为《帖木儿史》Safernama 的书，记录埃及的苏丹也曾向帖木儿大帝进献过长颈鹿，时在 1405 年，与永乐十二年相隔不过 9 年。这种外交行为肯定是获得了很好的效果。1487 年，埃及苏丹又向佛罗伦萨的主子、美第奇家族的洛伦佐 Lorenzo 进献了一头长颈鹿。此举重新开启了西方世界里对此奇异动物的瞻看。

    因希腊化时代和罗马帝国时代，这种动物曾经出现在古典作家们（贺拉斯、老普林尼、奥庇安）的眼中和笔下。正像 Giri 令国人欣喜地联想到古代中国传说中的“麒麟”一样，文艺复兴时代的人们同样对长颈鹿发起了思古之幽情。美第奇家族自 1434 年开始收集动物，建立苑囿。15 世纪的动物公园如同植物园一样成为在意大利十分流行的事物。拉丁古典著作家称长颈鹿为 camelopardalis，意即兼具骆驼之形相与豹子之皮表，并视之为天生驯顺如家养之兽类。文艺复兴时期的画师 Giorgio Vasari 为美第奇家族领袖造像时，便设置了这种具

有异域特征且又温顺“低眉”的动物形象来烘托像主的权势和地位。

    如此说来，图像中传达的意义也是很有趣的，然而更有意思的是将东西方一些相关图片

放在一起对照时，所发现其中的一致性，更令人感到惊奇：

    （一）中间一图，乃是永乐十二年（1414）翰林院修撰沈度作的《瑞应麒麟图》，左边

一张是清人陈璋描临的《榜葛剌进贡麒麟图》。右图则出自意大利地方史志作家 Sigismondo

Tizio 的《锡耶纳史》（Historiae Senenses）的插画，表现的正是 1487 年埃及苏丹向洛伦佐

进献长颈鹿的事迹。

（二）左图系 Melchior Luorigus 在君士坦丁堡所绘图，时 1559 年，後收入 Topsell 的《四足兽志》（Historie of Foure-footed Beastes，1607）。中图则见于南怀仁《坤舆图说》（初版刊于 1674 年，此处用四库全书本，另有指海本，收入丛书集成初编，应是後来描摹的，细节处不及四库本），图後附文说：“利未亚州西，亚毘心域国，产兽名恶那西约。”右图为劳费尔书中所用插图第 14，乃《古今图书集成》上的摹本。有一细节颇奇妙，西人原图，鹿後腿间有一长物翘起，这玩意儿传到中国，就不见了。

（三）这两幅图都见于劳费尔的《长脖鹿考》（The Giraffe in History and Art，借用五明子老师译名）。左图系 A. W. Bahr 所藏中国绘画，右图系 16 世纪中叶西方木刻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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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讨论“寻租”之前，我们照理应该先讨论“租”。遗憾的是，要讨论“租”恐怕比“寻租”还要困难。

    为了证明不是瞎说，先讲一个经济学家奈特（Frank Knight）的故事。奈特在芝加哥大学经济系任教一辈子，学生中出了五个诺贝尔奖得主，真正桃李满天下。有父子两人，相隔数十年，都进了芝大经济系，都选了奈特的课。某日，父亲心血来潮问儿子，把奈特给你们考试的试卷拿来看看。试卷到手一看，父亲勃然大怒，气冲冲去找奈特算账。

    来到奈特办公室，父亲把考卷往桌上一扔，问奈特，“当年你给我们考试就是这几道题。几十年过去，怎么你考我儿子的时候，还是这几道题？”奈特一笑，“不要说你们两个，我这几十年一直考这几道题，从来没变过，可我的答案每年都在变。”

    奈特一直要考的题目里，就包含这个问题，“什么是租？”若干年前，我问学于汪丁丁教授。他告诉我，只要搞懂两个概念，差不多就有经济学博士的资格。第一个概念是“成本”，第二个概念是“租”。据说这也是张五常的影响，正宗的芝加哥经济学传统。

    在古典经济学里，“租”（rent）最初的意思是地租。汉语里面，《说文》：租，税也；《广雅》：敛财曰赋，敛谷曰税，田税曰租。梁启超和严复翻译经济学时，就把 rent 与租对应起来，“劳力者必资土地乃能产物，而土地既非所自有，遂不得不纳租赋以乞贳之于地主，分其劳力所得之若干以为偿，若是者名曰租。日本谓之地代。”这个“租”后来在经济学翻译中保留下来，没有用日本的“地代”。可一代宗师马歇尔又提出“准租”的概念，发展了“租”的思想。他认为资产和土地一样，借贷给别人使用就应该有所增值。资本家靠资本过活，地主靠土地过活，最根本的收入来源都是“租”。但这个“租”要依靠借贷土地、资本之人做产业、做贸易、做金融，通过复杂的经济活动而产生。所以要准确理解千变万化的“租”，实在不是件容易的事。

    理解“寻租”则要比理解“租”稍稍容易。教科书上这样定义，个人或组织或厂商，不是通过正常的交易或者生产附加值，而是通过操纵或者控制经济环境来获取“租金”，最终变成收益的这种行为，就是寻租，由女性经济学家克鲁格在一篇发表于 1974 年的论文中率先提出。

    寻租这个概念大约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传入中国，一下子火爆起来。很多学者发现，我们那么多年研究古代历史的“陋规”，不就是寻租嘛。官员们的“正供”少得可怜，全要依仗“陋规”来补贴家用，类似今天说的“以权谋私”、“权钱交易”或者“灰色收入”。“陋规”在清代达到鼎盛，大官大漏，小官小漏，层层盘剥，绝大多数财政收入和支出，都通过各种渠道漏入大小官员的腰包。

    蒋梦麟在《西潮·新潮》中总结满清覆亡原因时说，“如果有一两银子到了国库，至少也另有一两银子成了陋规金。”其实这还是保守估计，瞿同祖在《清代地方政府》中算得更仔细，认为陋规已经占到总体财政的十之八九。  

    许多学者都对这套陋规进行过研究。如黄仁宇在《十六世纪中国明代的财政及税收》中专门讨论这种“非正式的税收制度”；哥伦比亚大学曾小萍教授写过一本《州县官的银两》，将陋规称作“非正式经费体系”；近年来很热门的洪振快“亚财政”和吴思“潜规则”，也把矛头指向陋规，认为它是中国历史上博弈失衡、腐败泛滥的重要原因之一。  

    但是单纯把陋规看作丑恶、堕落的表征，这样未免天真。历史上曾有两次从上而下、力图革除陋规的尝试，皆以失败告终，且使得陋规的影响更为不利。第一次是朱元璋的尝试。朱元璋认为“凡官皆贪”，所以就把官吏俸禄压到极低。《明史·食货志》云：“自古官俸之薄，未有若此者。”朱元璋还严格禁止他的子孙更改祖制，敢有妄议者，杀无赦。正是这种过分压低官吏俸禄的行为，使得有明一代陋规盛行，“非正式税收制度”、“非正式经费体系”完全取代了正常的行政管理。 

    到了雍正的时候，他决心把“非正式”的制度“正式化”。朱元璋用“堵”不成功，雍正就想用“疏”：“与其州县存火耗以养上司，何如上司拨火耗以养州县”。于是他下令把长期客观存在的“非正式”的收入“火耗”转变成为“养廉银”。养廉银通常为薪水的 10 倍到100 倍。如此高薪养廉，自然希望地方官员自我克制、不再搜刮。然而事与愿违，养廉银没发几年，陋规又死灰复燃，官员们一边拿养廉银，一边继续贪污和勒索。再到后来，国家财政困难，理应拨付的养廉银一再克扣，而官员收受陋规的数额、规模都越来越大，终于不可收拾。 

    所以有经验者如曾国藩，并不反对陋规，还明确赞成一定范围内的陋规。他曾在一封信里为陋规制度辩护，认为要顺利推行政务，就不得不如此；一个官吏的必要开支太大，而且还得赡养一家和亲戚，不靠陋规又怎行。少量陋规保证整个官僚系统正常运作，完全值得。而且在一定条件下，陋规并不会无限扩大，不见得必然损害整个系统。 

    现在看起来，“陋规”这个词虽然准确地描述了这种行为的一般性，但还是不如“寻租”更有理论意味。各级官员利用手里的垄断权力来寻求额外“租金”，这种“租”的性质与企业家利用资本谋求额外“利润”、地主利用土地谋求额外“地租”、劳动者利用劳动力谋求额外“工资”一样，不是单纯的腐败堕落，更不应简单地贴上罪恶标签。 

    公共选择理论创始人之一的图洛克（Gordon Tullock）的看法和曾国藩接近，因为他在华盛顿也观察到了类似现象。华盛顿有许多专事寻租的利益集团的机构，负责游说和贿赂政府机构，谋求对自身有利的政策规定。经过精心计算，这些机构只付出很低的成本，就获取了极大收益。这点对于信仰自由竞争的经济学家不可思议：只要有利可图的地方，所有企业都会闻风跟进。资本唯利是图，怎会面对机会视而不见？

    打个比方，假如某个奶制品厂商用 500 万美元就可以“搞定”制定食品安全标准的部门，从而保证他们垄断地从消费者手中获取每年 5 亿美元的收入。知道这个消息后，其他奶制品厂商会马上跟进，用 600 万、700 万美元的代价抢夺这个权力。与此同时，垄断获取的收益则在不断下降。成本在提高，收益在减少，最终的均衡结果应该是，贿赂成本等于垄断收益，是否再贿赂就变得无所谓。此时，所有“租金”终在竞争过程中完全耗散。这种理想的情况几乎从未发生，图洛克不禁要问，“寻租业的规模为何如此之小？”这个问题贯穿全书，堪称“图洛克之谜”。

    学界对此曾做出不少于六种解释，至今仍没有定论。因为通过权力来“寻租”，比通过土地、资本来谋取“租金”更复杂，可能会涉及到公共利益。如果是把土地、资本贷给甲而非乙，则乙还能从别处继续寻求土地、资本，这些要素并没有那么稀缺。而权力有时是垄断的，一旦利用权力做出某些决策，那么会改变整个社会的经济运作。 

    仍以奶制品的管理为例，如果寻租官员放松了奶制品的检验标准，那么相关企业会大大获益，企业涉及的产业链、数十万贫困的产业工人可能也因此得益，而更多的食用奶制品人群的健康则会遭受损害。两者目标相互矛盾，对社会整体福利的整体评估就变成一件很困难的工作。
    有一种对“寻租业的规模为何如此之小”的解释是：为了更多寻租，官员必须欺骗群众；而为了欺骗群众，就必须选择低效的寻租模式。在现今这个时代，明目张胆地侵犯公众利益，恐怕很有压力。一般官员在“寻租”也就是“权钱交易”时，一边收钱，一边在政策上做手脚，还要在名义上编出一套故事做掩饰，把整个过程弄得极为复杂，没有效率。万不能给人“一手交钱，一手办事”的高效印象。所以“寻租业”一般没有效率。当权者故意设置信息障碍，既不是接受所有人的寻租，也不是接受出价最高人的寻租，而是根据一套捉摸不透的关系和规则来寻租。这种倾向使得“寻租业”最终变得低效，缺乏竞争，也没有彻底的“租金耗散”。  

    还有一种解释是，寻租成本实际上是由选民承担。官员为了拉拢民心、收集选票才与利益集团勾结，在政策上大行便利。既然如此，利益集团或者有影响的选民就不必花费很多资源来寻租了。一方面可以花点钱打通官员，一方面也可以用选票相要挟，“寻租业”不会做得太大，因为一旦做大，就会惹怒选民，丢失选票，那时就什么“租”都没有了。当然还有更多的看似合理的经济学解释，但是图洛克对此全都提出了异议。另一点不争的事实是，寻租业也没有因为完全竞争导致“租金耗散”而消失。寻租业一直存在，可寻租业也一直被限定在一定的范围之内。它似乎是个黑洞，我们通常看不见，但能感受到它的存在。最让民众苦恼的，就是永远不能彻底划出寻租业的边界，分不清寻租行为。我们租赁土地，借贷资本，购买商品，都可以确认这些要素的需求与供给。可我们看到政府施行一项决议，颁布一部法律时，却不知道它的背后到底是正常的行政，还是寻租。

    著名经济学家巴格瓦蒂认为，我们要尽力避免的乃是“非生产性寻租”，即所谓的 DUP活动（Direct Unproductive Profit-seeking activities）。这类“非生产性寻租”一般表现为第一，立法保护；第二，市场份额切割；或者第三，专有经营权或其它类型的垄断手段。这几种垄断手段都会一定程度地扭曲资源配置，即把本来生产性部门的资源配置到非生产性部门去了。

    这种“非生产性寻租”容易批判，而“生产性寻租”就显得比较棘手。经济学界一直就有“腐败效率改善论”的提法。“腐败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增强竞争的润滑剂”，这句话不是中国经济学家说的，而是出自美国大法官波斯纳的一篇公开发表的论文，不得不让人深思。

    比如说，在有些市场环境下，只有通过寻租，才能打破立法，才能避免市场切割，或者才能打破专有经营权垄断的时候，寻租的价值应该如何计算？这时候，我们大概会使用一套名为“交易费用”的分析范式。“交易费用”最初又是从“交通费用”而来。做任何生意，在讨论价值、成本的时候，总还要涉及交易费用。运输费用要计入成本，货物在路上的损耗（比如蔬菜、水果，多放一天就烂掉一片），交易时的谈判，也都要计入成本，都是交易费用。那么挟持市场的官员们的权力，需要费用来打典，也要计入成本。这时候，租似乎没有那么讨厌了。

   那么我们能否归纳说，促进市场化竞争交易的租就是积极的交易费用，阻碍市场化交易竞争的租就是消极的寻租？在很大程度上，这种说法有道理的，因为市场比绝大多数人为系统都要来得公平。但凡事也不能绝对，因为市场也会生产一些对我们效用为负的坏产品，比如垃圾，比如噪音，比如各式各样的污染。如果市场不能有效限制这些产品的生产，那就是政府的极大失灵。

    不管市场是积极地生产好产品还是垃圾，不管是希望政府放开竞争还是管制竞争，租的身影都无处不在。针对巴格瓦蒂的“生产性寻租”和“非生产性寻租”的区分，我们可以说，目前连生产和消费两分的方式都已经被颠覆，我们已经不大了解租的来源和去向。目前，比较恰当的研究“寻租”、“腐败”的态度，应该是一种“系统腐败观”或者“系统寻租观”，从整个系统的高度来判断效率和“租”的规模。寻租带来的“不公正感”、“道德缺失”、“信任危机”等因素，经过广泛传播、进入社会生态，从而间接地影响到市场效率。实际上，研究腐败最有名的透明国际的“腐败指数”，就是通过询问“腐败感”而计算出的结果。可是经济学界往往只盯着腐败的行动，少讨论“腐败感”的主观感知和基于感知的传播，最终严重低估了寻租的影响。图洛克无疑意识到了这一点，却还没有对此充分展开。

    经济学中最激进的奥地利学派的无政府主义观点倒是引人瞩目。米塞斯说，“官僚系统就是一种罪恶”；罗斯巴德更是说，“国家无非就是一群强盗”。国家拥有两个主要特征，第一是通过税收获取财政收入，第二是取得对武装力量的强制垄断权，以及对特定领土范围内的最终决定权。第一种行为构成一种“伟大的偷窃”，因为它总是未经许可就取走我们的财富。第二种行为实际上是禁止在特定区域里防卫，以及司法服务的自由买卖，以使国家成为这种服务的惟一可能提供者。

    罗斯巴德如此激烈的主张，就把一个重要的问题再次摆在我们面前，“租”是否正义？资本家收取的利息，地主收取的地租，与官员们的“寻租”放在一起，是否正义？这个问题曾是中世纪最重要的经济学争议，后来被悬而不论，至今已有数百年。似乎只有放弃这个问题，经济学才能发展。但它又如幽灵一般，一次次在不同时期的讨论中重现。

    公众出于道德感，认为寻租业严重损害人民福利，阻碍经济发展。这种义愤有其合理性。可是图洛克的研究表明，严格意义上的寻租业的规模与其实际产生的影响相比，确实要小很多。跳出图洛克之谜，大约有两种解释值得我们思考。第一，人民出于义愤，出于局部经验，可能会高估狭义的寻租。第二，很多看似有利于人民福利的政府行为背后也存在寻租，而且一般是长期的、动态不断的寻租，图洛克怕是低估了寻租业的真实范围。

[美]戈登·图洛克著：《特权和寻租的经济学》，丁菊红、王永钦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年 8 月，18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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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凰卫视《开卷八分钟》（2010-03-14)

糯米冰淇淋、大闸蟹泡沫和能闻不能吃的美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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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個周末，在外灘M-on-the-Bund主持上海國際文學節上澳大利亞女作家Alexis Wright的談話活動。由於她的澳洲出版人Ivor沒有來上海，我作爲Alexis的編輯，只能硬起頭皮上，以採訪對話的方式，讓Alexis Wright談她的小說Carpentaria和她的創作。

在樓梯口，我們看到一塊牌子，上面寫著原定於3月7日下午的澳大利亞作家Robert Dessaix的活動因故取消。Alexis Wright大爲吃驚：“他怎麽沒來？一定發生了什麽事情。”她說Robert Dessaix在澳大利亞是一位非常重要的作家。從去年開始，澳大利亞使館組織一批澳洲作家、出版人在三四月份到中國來訪問，舉行“澳大利亞作家周”和“中澳出版論壇”活動。這些活動又恰好與上海國際文學節和北京書蟲國際文學節差不多同期，因此，幾項活動彼此交叉舉行，很是熱鬧。Robert Dessaix就是今年的“澳洲作家周”的作家代表之一。

今天早上看東方早報，才知道他爲什麽沒能來：“澳大利亞作家HIV陽性 中國依現有規定拒其入境”。爲此，澳大利亞作家協會發表由近100位作家的聯名信（包括庫切、托馬斯·肯尼利等人），批評中國有關部門處理不當，要向Robert Dessaix道歉。

昨天外交部發言人秦剛對這個問題表態說：中國關於包括艾滋病毒攜帶者在內的傳染病患者入境方面有明確的法律規定，都是公開的。中國有關部門也正是本著這樣的規定處理外國人入境申請的，請澳大利亞方面及作家本人能夠理解。

原來中國是有規定不許艾滋病毒攜帶者進入中國的。秦剛的話似乎挺有道理的。可是細細琢磨又不像那麽回事。Robert Dessaix的HIV陽性是怎麽發現的呢？據《悉尼先驅晨報》報道：

Dessaix, who has never been to China, put in his visa application four weeks ago. The guidelines for the application stated that HIV status had no prejudicial bearing. In good faith, he declared it.

也就是說，Dessaix按照簽證申請指南老老實實地說明了自己的健康狀況，結果給自己帶來了麻煩。

看到這裏，我不禁好奇：世界上有多少國家是禁止艾滋病攜帶者入境的？既然中國禁止一切艾滋病毒攜帶者入境，中國的艾滋病毒攜帶者出境如果不受限制，這豈不是一種不對等的關係？

剛才搜了一下，發現聯合國艾滋病規劃署的中文網站上對這個問題有非常詳細的介紹。在2009年3月《對艾滋病病毒攜帶者入境、駐留和居住的限制——您應瞭解的10個事實》開頭第一段就是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的一段話：“在《世界人權宣言》頒佈六十年後的今天，令人震驚的是高危人群依然遭受著歧視，例如艾滋病病毒攜帶者仍然面臨汙名。歧視不僅導致艾滋病變得更爲隱秘，在暗地裏傳播，而且還構成了對human rights的冒犯……我呼籲修改那些加劇汙名和歧視的法律——包括限制艾滋病病毒攜帶者旅行的法律。”這篇報告介紹說，全世界還有八個國家僅僅由於攜帶艾滋病病毒而禁止所有病毒攜帶者入境。哪八個國家呢？汶萊、中國、阿曼、卡塔爾、蘇丹、阿聯酋、美國和也門。有五個國家和地區要求駐留時間超過一定天數（10天到90天不等）的入境申請者提供HIV陰性證明：埃及、伊拉克、新加坡、突尼斯、特科斯和凱克斯群島。還有27個國家和地區一旦發現外國HIV攜帶者就會立即驅逐出境，我在這裏就不一一列出了，當然，中國也在其中。

不過，今年1月4日，美國總統奧巴馬簽署法令，解除了美國長達23年的禁止艾滋病病毒攜帶者入境的限制。

在聯合國艾滋病規劃署2009年6月15日發佈的《艾滋病相關旅行限制國際特別工作組報告》中還提到，中國於2007年10月承諾消除針對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入境、駐留和居住的限制。看來，這個承諾至今尚未兌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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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复活节游 行》， 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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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迪·艾伦 著
孙仲旭 译

(Luke按：今天是3月12日，每年的这一天我都很愉快，因为这一天是植树节。贴伍迪·艾伦的《门萨的娼妓》中《早期随笔》中的一篇以庆祝。)


在大自然的所有奇迹中，夏天时的一棵树也许最不同凡响——也许除了一头在口角时唱起《让人想拥抱的你》的驼鹿。留意一下树叶吧，如此绿意盎然，一片茂盛之相（如果不是，就是哪儿出毛病了）。且看那枝杈如何向天空伸展，仿佛在说：“尽管我只是一根树枝，可我还是喜欢领社会保险金。”还有其种类之盛！这棵树是云杉还是白杨？要么是棵巨杉？不，恐怕是棵仪态威严的榆树，你又丢了一次脸。当然，如果你是大自然的尤物啄木鸟，就能在一分钟之内认识所有树木，不过那样的话就太晚了，而且永远无法发动你的小汽车。

然而跟例如一条潺潺的小溪相比，一棵树何以更令人心旷神怡？就此而言，与任何潺潺作响的东西相比，都是如此？因为其煌然存在，无声地证明了有一种比地球上任何事物——本届政府中的当然不在话下——都更为伟大的智慧。诗人云：“唯有上帝方能创造一棵树。”——大概是因为很难琢磨出怎样把树皮包上去。

从前，有个伐木工人正要砍倒一棵树时，注意到上面刻了一颗心，中间有两个名字。他放下斧头，而是锯倒了那棵树。此故事的寓意我一时忘了，不过半年后，该伐木工人因为教一个矮子学习罗马数字而被罚款。



这棵黄杨树是我目前为止我栽下的唯一一棵树，1985年我上初二时弄来一棵种在老家的院子里。20多年来未经修剪，又蔓又枝，虽然不成材，倒是常年送来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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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凰卫视《开卷八分钟》（2010-03-12)

二战中为国捐躯的史学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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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凰卫视《开卷八分钟》（2010-03-12)

书籍“腰封”的前世今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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